在我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有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提案权，这可说是享有部分立法程序性权力。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分别有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权力。这在形式上虽仍属行政权范畴，但实质上则是立法行为。立法权渗入行政权，是行政法的大势所趋。由于政府的社会职能越来越宽泛，当代国际法律思潮已由主张消极的“依法行政”，转为强调积极的“以法行政”，即不只要求任何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依法办事，而且要求大量运用法律手段来进行行政管理，从而把行政行为当作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动力，要求立法机关主动配合行政的需要来立法。过去西方法学家主张“无法律即无行政”，现在反过来强调“无行政即无法律”，行政行为成为立法的契机。各国议会绝大多数法案来自政府，通过立法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权力，包括“委托立法”或“授权立法”的权力也越来越扩大。这是当代立法的一大趋势。其优点是便于政府运用行政权力不失时机地有效地进行行政管理与服务。但也带来某些消极后果，使得议会的立法权相对地削弱。但也带来某些消极后果，使得议会的立法权相对地削弱，行政权大大扩张，并有左右立法权，使议会大权旁落之虞。

　　我国当前主要还是“依法行政”，这是针对我国政府机关长期缺乏依法办事的习惯，有必要加以强调。但“以法行政”也是必然的趋势。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要求行政管理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变为间接控制为主，也就是要着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大多数经济文化方面的法律草案，都是由政府有关部门起草，由国务院提出的。如前述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对国务院“授权立法决定”。这些都表明国务院行政部门权限的扩大，这对加强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是必要的。但这也无异于给国务院开了一个立法的“空白支票”，因此也不能因此听任行政机关来左右立法，侵越人民（人大）的权力主体地位。

　　至于司法权渗入行政权，在我国表现为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仲裁法，可由行政机关对某些行政纠纷加以裁决，也是带有司法性质的职能。（注：三权相互渗入的情况，在我国人大和司法机关也有表现。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担负某些行政职能（如决定国务院各部委首长的人选和其他人事任免权，对战争与和平、特赦、戒严、总动员等的决定权和对特定事项的调查权，虽都以民主程序作出决定，但这些对个别事项的决定，带有政令性质。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都有司法解释权。其文件实质上是对法律的具体适用的具体化和补漏拾遗，带有立法行为性质。而法院、检察院实行诉讼保全、冻结银行资金等措施时，也具有行政性质。））

　　权力分立与制衡是为了防止权力的专横与腐败，这还只是消极的。18世纪西欧诸国强调分权，早先是为了分割集中的君权，后来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则主要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主要是资本自由），并不注重行政的效率，所以，当时以分权来控制行政权力是行政法的主导思想。但到现代，由于政府任务繁重，要多为人民谋利益，必须注重讲求行政效率与效益，所以，在分权制衡中又开始强调权力之间的相互配合，共同治国，而不应只是相互牵扯，影响效率。所以，现代的分权制衡又注入了分工合作的因素。三权自身也各自融入其他权力因素，更表明这种合作的必要。这也说明，提高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的效率与效益，已与控制其权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且前者更为根本。因为分权制衡本身不是目的。（注：参阅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册，第99页。）

　　三、行政权自身分权与制衡的新动向

　　从促进行政的法治化、民主化、高效化的视角上看，现代行政权的发展，更具质的演进的是，分权已不限于行政权同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离，而且进入行政权自身的再分割；制衡也不限于以其他两种国家权力对行政权的制衡（这仍属于国家权力之间的内部制衡），而是逐步增加、强化了社会权利与社会权力对行政权的外部分权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