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会造成对公正审判程序的威胁。民诉法规定，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和合法原则，因不知债权人的财产状况如何，虑及以后的执行状况，债权人在诉讼中往往不得不忍气吞声、被迫接受债权人的种种条件，形成债务人往往振振有辞，神气十足，而债权人却苦苦哀求仿佛讨施舍这种强烈反差，在审判人员的“因势利导”下调解结案，从这个角度而言，不仅仅再是债权人屈从了债务人，也是对司法权威的嘲讽。审判人员虽然用心良苦，然而违法。

　　其四，无异放纵债务人的赖债行为，阻碍了商品交易的正常运行。只要债权人不知债务人的财产在何处，就无法执行，因而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开始挖空心思转移、隐藏财产，有的公款私存，主要财产寄居在法人代表或员工名下；有的搞假买卖、假抵押、假赠与；有的成立新的法人实体，抽走优良资产，只留下负债累累的老企业来周旋债权人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情况即使法院查证都难以查清，债权人如何“能提出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长此以往，动摇的不仅是国民求助司法救济的信心，进而也将使整个社会信用下降，而信用危机直将制约着民商事交易的正常运行，最终危及的是市场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三

　　执行是当事人借助国家强制力实现其民事权利的过程，是公民寻求公力救济实现权利的最后的合法保障。从本质而言，执行是国家强制权如何运作以实现已确定私权的过程。因此，解决“执行难”固然不可舍弃申请人的协助义务，但最根本的是要对现行的执行体制以及执行权限重新审视和构造，扩大法院的功能，强化司法权威观念，并确立民事执行制度独立的人格和能力，使执行机构真正具有“极大的权威和力量”来寻找出路。[10]其次应考虑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民事执行领域，对债务人的种种规避执行的行为，加大制裁力度。唯有如此，才能根除“债权人流泪，债务人陶醉”这种反常现象，[11]才能使申请人的损害得到补偿，失去的东西得到回复，违法受到制裁，而正义得到伸张。

　　虽然如此，笔者并无意表明所有的债权都能够得到清偿，在执行机构穷尽了各种执行手段，对债务人的财务状况进行必要的调查、审计，而且整个执行过程严格遵照法律规定，仍然执行不能的，可以终结执行程序。此时执行不能的后果由债权人自己承担，这是当前商业信用水准较低、交易风险较大的社会环境下，债权人本应具备的风险预期，不能将这种风险责任苛求于法院。但这种执行不能与要求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是不同的问题，不能相提并论。

　　注   释：

　　[1] 戴建志主编：《法院执行运作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2页。

　　[2]王发荣主编：《中国民事审判学》，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3]由于行政权的运作是维护社会公益，而民事执行权主要是实现私权的过程，并且执行程序的启动与终结仍有一定的被动性，所以民事强制执行不能等同于行政权。

　　[4]刘龙宝：《执行工作不是审判工作》，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5期，第4页。

　　[5][日]三月章：《民事执行法》，弘文堂1981年版，第25-26页。

　　[6]黄金龙著：《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实用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第80页。

　　[7]广义的民事诉讼指关于保护私权的程序法，其中分为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狭义的民事诉讼仅指前者。笔者此处所言的民事诉讼为狭义的民事诉讼。上述概念参见刘文富著：《国际强制执行法律汇编》，法律出版社，第14页。

　　[8] 毕玉谦著：《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法律出版社，第141-143页。

　　[9] 戴建志主编：《法院执行运作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