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Fikentscher，749ff. 

    [11] Brtiggemeier，Gert，I~liktsrecht，1986；体系上最难处里的可能是所谓交易安全义务的定位，详参林美惠：《交易安全义务与我国侵权行为法体系之调整》（上）、（中）、 （下），载《月旦法学杂志》第78，79，80期，2001—02. 

    [12]此一细微的差异在德国民法第823条第2项和第826条也同样存在。

　　[13] Honsell，Thomas Der Versto& gegen Schutzesetze Sinne Abs.2 BGB，JZ1983，103.

    [14] Fikentscher，779；前引陈聪富文中所举英国法案例及说明，第3—4页。

　　[15]此一特定化的要求，在英美法也有类似的发展，可参陈聪富，前揭文；Larenz书上提到德国联邦狩猎法第2了条第1项有关猎人狩猎义务的规定，依最高法院的判决 （BGHZ62，265），即只有当主管机关依该规定作成具体处分，就猎人减少特定野生动物的义务明定狩猎方式与范围后，才具有保护他人法律的性格，而可令猎人对土地所有人所受动物损害负损害赔偿责任，参阅Larenz旧版，LehrbuchdesSchul— drechts，Bd.2，BesondererTeil，12A.，1981，620。 

    [16] Fikentseher，776. 

    [17]就此而言孙森焱把公平交易法纳入“保护法律”，忽略公平法本身已有特别民事侵权规定，即有商榷余地。至于把“民法”第777、793等相邻关系条文列入，恐怕也误解了此类规定的性质，实为相邻所有权权限的界定，而非行为禁止规范，进一步讨论请参拙文：《相邻关系在民法上的几个主要问题》，并印证于Teubner的法律发展理论，收于《跨越自治与管制》，1999年，第174—75页；故在逾越权限的情形，当然构成第184条第1项前段的狭义侵权，而没有迂回同条第2项为请求的必要。

　　[18] BGHZ84，312，314；110，342，360；我国台湾地区过去因为第2项是否独立类型有争议，实务上多附于第1项前段，或特别侵权规定，作为倒置举证责任的依据，比如“最高法院”五六年台上宇一三五三号判决就用在“民法”第35条法人董事违反申请破产义务上，案例转引自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1998年，第350页。在第2项明确修改为独立类型后，对于这样本身已有损害赔偿规定的情形，不仅不得依本条提起请求，也不能再以本条作为举证责任转换的根据（详后）。德国有限公司法（GmbHG）第64条虽有类似的申请破产义务规定，致其违反也常被当成典型的违法侵权之例。如Larenz·Canaris，LehrbuchdesSchuldrechts，Bd.2，Halb— band 2，Besonderer Teil，13A.，1994 444；Medicus，Dieter，Biirgerliches Recht， 17A、1996，454—55；BGHNJWl994，2222ff.；但该规定并未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5条第2项有独立的损害赔偿规定，否则绝不至于费这么大劲绕到违法侵权的一般类型去找请求权基础。

　　[19]参阅王泽鉴： 《人格权之保护与非财产损害赔偿》，载《民法判例及研究》 1975年，第45页。

　　[20]参见拙文：《相邻关系在民法上的几个主要问题》，第177—178页；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1992年修订版，第232页。

　　[21]完全规定与不完全规定概念，可参见Larenz·Canaris，Methc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3A.，1995，Kap.2 

    [22]如果诈欺行为同时已构成某种特别侵权规定的违反，如商业诈欺合致“公平交易法”第24及31条，则不能再藉第184条第2项的“转介”提出损赔请求，固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