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可特定化的侵害行为

　　除了从行为人与行为义务这一头，基于防免的期待可能性考量而以对世规范的违反为共同要件外，如果不再从被害人的角度去进一步特定化，则因财产利益遭受损失而可能提出请求的人，仍然会太多，从而在赔偿能力上仍只有极低的期待可能性。故如何在众多财产利益受损的人中再做合理的筛选，就变得很重要。开有颜色的三温暖可能违反善良风俗，或违反了建筑、都市规划、或某些保护风俗的法令，但让出租人赔偿全楼住户的损失？汽车因老旧或未检查水箱而熄火，可能违反某个交通法规，但让驾驶人赔偿因延误急诊而死亡的其他用路人？

　　就此而言，侵权类型的问题反而最小，因为权利本身就是特定化的个人法益，没有再进一步特殊化的必要。比较麻烦的还是背俗类型和违法类型。此所以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的行为要件是：“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虽不像侵权类型那样要求特定对世权利被侵害，藉权利来特定化请求人，但把善良风俗从行为的“标的”变成“方法”，异于侵权类型中的权利，而把受害的他人变成行为的“标的”，不只是“结果”，又异于违法类型中的他人。[12]背俗行为要构成侵权行为而负损害赔偿责任，不能只有一个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而需要有一个“针对性”的具体背俗行为。故严格说，以背俗和侵权、违法并列来描述三种侵权类型，相当容易误导。民法在此要求的是一个针对特定人的背俗行为，一如侵害特定权利的行为，而不同于“抽象”违反某一法令“致生损害于他人”的行为。以前面所举开三温暖店的例子来说，只有当出租或开店是冲着大楼特定住户的情形，可能对该特定住户构成侵权行为。针对特定人的背俗行为，目的可能就在造成财产利益的受损，但也可能以其他个人法益为打击目标，如安宁的享受、社会对其居住品味的评价等，在一定情形甚至直接造成某种权利的损害，如以违反商业伦理的方式侵害著作权。但就背俗类型而言，只要个人被特定，而对一定法益或单纯财产利益造成损害即可，并不需要构成某种权利的侵害，这是背俗行为和侵权行为类型的主要不同之处。

　　相对于背俗类型，违法类型的特定化方法不是把行为“具体化”，而是把强制或禁止的法律限缩于“保护他人的法律”，也就是使法律除了满足“对世规范”的要求，以建立行为人防免的期待可能性以外，另外加上“保护个人法益”的限制，使请求人有被特定化的可能，从而建立行为人赔偿的期待可能性。依德国法的操作，要满足这里所谓保护他人法律的要件，必须通过三阶段的检验：第一，该强制或禁止规定[不具有“行为规范”（Ver— haltensnorm）及“命令性格”（Befehlsqualit~it）者不属之[13>，必须以个人法益为主要保护标的或至少为其中之一。故如交通规则中单纯以维持交通顺畅为目的的规定，如时速的下限，即不属之。第二，被害人必须属于该法所要保护的“人”的范畴，故如交通规则中以行人为保护对象的规定，比如斑马线，机车驾驶人即不在保护之列而不得依此主张。第三，被害法益应属于该法所要保护的“物”的范畴，故如交通规则中以提高其他用路人安全为保护目的的规定，比如夜间行车点灯，其违反对于被毁损的路边摊架即不构成违法类型的侵权行为。有些学者还强调第四层检验，即加害的“方式”是否该法令所要防止，比如保龄球店违反劳动基准法雇用的童工，为保龄球击伤。劳动基准法所要阻止的伤害，应该不包括这种意外伤害。[14]

　　通过以上对“保护他人法律”要件的严格解释，虽不要求违法行为的针对性，从而仍只需有一个抽象的违法行为，已可把可能的损害赔偿请求者限缩到一合理的程度。[15]换言之，此时行为人所为虽非如前二者那样具有“针对性”，但至少已经足以面对一个相当具体的行为义务，从而于违反时要求其对跳出来请求赔偿者负起责任，已不能说不可期待。故如汽车老旧未按时检验，或行车前未检查水箱，所违反的交通法令，保护的只是相当概括的交通安全，对于因此在高架桥上熄火而造成的各种财产上损害，能否依违法类型究责，即不能无疑。直接追撞的汽车，或许还有依第一种侵权类型令其负责的可能，其他无任何对世性权利直接遭受侵害的情形，应该只能自己承担后果。社会本来就充满了风险，侵权制度正代表立法者所做的风险分配。违法行为的构成既已包含了个人法益的检验，另外要求个人法益被侵害即无必要，只要因为该违法行为，而“致生损害于他人”，请求权即已成立。至于违法行为是否只造成单纯财产的损失，或已使某一权利受损，均非所问，这一点又和背俗行为一样，而不同于侵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