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实录】

　　[主持人]:如果碰到这种不合理的拆迁行为，老百姓应该找谁反映?政府是不是应该设这样的专门供老百姓提供诉求的机构?

　　[傅崇兰]:我觉得以往的经验，我们国家城市政府主管副市长，甚至市长，像李瑞环在天津当市长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老百姓的事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很微小的，但是，在他一家一户，是很大的事。所以非常关心为人民办实事。北京市政府迄今为止也在每年为老百姓办实事。像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群众反映，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城市越来越大，而且发展特别迅速，方方面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对于一个老百姓的家庭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问题。主管市长应当有这样的联系方式。再一个应该有专门的专业化、社会化帮他处理这类问题的机构。因为任何国家都非常关心住房这种问题。

　　[傅崇兰]:现在拆迁问题已经很普遍了，比如老百姓对这个不满意，对跟他达成的协议，他不接受，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应该找谁去协商，最后达成一致呢?那就是政府应该组织一定的机构，就是专业化、社会化的机构，社会化主要是由老百姓参加。因为咱们把这个东西走入法制轨道，过去都是政府最高领导的水平、觉悟、人民性。我们讲以人为本，我们今天分析的拆迁问题是社会为本，也就是人民在这个社会上分成不同阶层，比如娄女士，她是一个阶层，这样的弱势群体，她应当是市政府直接关心的问题。

　　我们讲法律程序的时候，单单现在从法律程序上很多问题就光走这个程序，由谁来执行，为谁来执行，这必须是政府直接管的。所以，主管副市长应当管这个东西。过去市长都有和老百姓直接通电话的时间和机会。主管副市长应该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对于老百姓安居乐业的问题，他应当设置电话，政府的电话、市长的电话，也应当有专门的专业化、社会化的组织，来执行我们经常说的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拆迁管理条例，或者物权法。

　　[石向阳]:刚才你们提的这个问题无外乎两个部门：一个是政府部门，一个就是法院。找政府部门，实际上现在在咱们城市拆迁也好，还是什么类型的拆迁也好，暴力拆迁、暴力抗拒拆迁现在愈演愈烈。其实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法律的问题定义上。目前法律法规相对滞后，而且不能够真正顾及到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双方的合法利益。所以，自然会造成你到政府那投诉了，可能它也无计可施，它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石向阳]:刚才傅院长讲的这个我非常赞同，实际上作为一个市长，他不可能去接待，就在我们北京市来讲，有多少这样拆迁的投诉，他没有时间接待这么多的老百姓。还是像傅院长讲的，应该有这么一个机构，它来受理。就是老百姓要投诉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他投诉无门，但是真正他到了政府那投诉以后，政府能够有什么作为。咱们讲依法行政，它得有法可依才行。但是目前现有的法规，刚才讲了，相对滞后。依据这个条例的规定，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石向阳]:第二条途径就是法院。法院也有若干的规定，姚律师比较专业，待会儿请姚律师讲。我认为目前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找政府投诉;一个是通过法律渠道，通过法院来解决。

　　[姚晓敏]:老百姓有意见怎么去投诉?我们要看这个意见是针对什么提出的意见。如果是针对拆迁范围的界定提出意见的话，那么这涉及到拆迁许可证是不是合法，拆迁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定条件。针对这样的意见，我们现在的解决途径在法院来讲是属于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对拆迁人拆迁许可证，对这些提出的问题质疑，应当通过行政诉讼手段来解决，我讲的是指进入法律程序。

　　[姚晓敏]:针对涉及到个人拆迁补偿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达到一个公平的价格。这分两种情况：如果被拆迁人和拆迁人已经达成协议的，在达成协议之后再产生问题的话，这就直接进入到民事诉讼程序。如果没有达到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没有签订相关的补偿协议，那么先要走行政复议，做出相关的行政裁决，在行政裁决出来之后，如果还不满的话，可以复议，或者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所以在法律程序上来讲，我认为法律给了足够的通道。

　　[姚晓敏]: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大家是不是满意，是不是觉得这个过程很长，特别是作为当事人来讲，在诉讼过程中，这种心理的煎熬是不是很痛苦。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在解决老百姓的问题上，工作方法可能更重要。因为我们在参加诉讼的过程中经常接触法官，我们在接触法官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优秀的法官，他在裁量双方当事人利益争执的时候，他是能够心平气和地站在双方当事人角度调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去化解。往往有一些法官，他很真诚的态度打动了当事人，我经常见到一些当事人会这样讲，就看着这个法官的面子，这个事我吃点亏就算了，这个事就结了。

　　[姚晓敏]:我们在拆迁过程中，面对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房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更亲和的态度，更设身处地的角度为他们着想，让老百姓真的感觉到，在自己的房屋居住环境改变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放心、舒心。我想，在给他们相关的解决途径的同时，我们应该对这个效率、对我们的工作方法都要去关注，而不仅仅是说就是一个通道的问题，通道有了，最后所有的东西还需要我们去执行。从执行人来讲，他的亲和力、他的政策水平、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