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其他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先后提出了强化国民收入再分配、改善社会福利等主张。如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皮古提出，通过国家把收入从相对富裕的人转移到相对贫穷的人，以提高穷人的实际收入、增加社会经济整体福利。

　　所有这些理论，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甚至直接成为社会保障立法的依据。由此可见，有关社会保障的理论和学说是社会保障法产生的思想基础。

　　五、福利国家的经济停滞和苏联模式的破产导致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宣告了苏联模式的破产，对社会保障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来，福利国家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懒惰现象的普遍存在和人们工作积极性的丧失，加之财政负担过重等问题，使人们已经对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产生怀疑、对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再支持。有些国家已经开始了对现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修改，如英国。在这种情况下，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自由主义自然重新崛起。于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全面展开。目前，这一社会保障法的大调整正在进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探索合理的保障模式和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剧变，导致苏联模式消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由于社会保障机制出现问题而纷纷改革、探索新的出路;特别是北欧福利国家，由于其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已经遭到广泛的批评，被迫寻找新的出路。

　　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业革命的产物，社会保障制度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逐步在发达国家确立。以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为契机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为止，一直处于全面发展时期，“福利国家”论在西方世界被大力推广，福利支出扩张快于经济增长，为以后的福利危机埋下隐患。进入20世纪70年代，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原本掩盖在繁荣经济下的福利危机凸现，人口老龄化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加剧了福利支付的困境。福利危机一方面带来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被迫实行的高税收政策损害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和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高福利又助长了人们的依赖行为，“福利病”成为一种社会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进入改革时期。

　　总之，国家完全承担社会保障责任导致了高福利和低效率，这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