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介入、亲属的非法会见是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催化剂。他们有的怂恿甚至教唆犯罪嫌疑人通过翻供来掩盖罪责;辩护律师依法介入案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无可厚非。但极个别的律师不讲职业道德，处于贪利、出名等思想，利用会见当事人的机会，串通案件当事人翻供，同犯罪嫌疑人，同流合污。犯罪嫌疑人从律师那里了解有关法律规定、案件的主要证据来源、自己所涉嫌的罪名和可能被判处的刑罚等,由此增加了他们抗拒审讯的底数。同时，亲属通过各种途径非法会见嫌疑人，进行串供、跑关系，增加了翻供的可能。

　　案件久拖不决，反复退查，时间过长，为翻供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在侦查初期阶段，由于嫌疑人刚被采取强制措施，心理防线准备不足，并且刚到一个新的环境，在侦查人员强大的攻势面前，难以应对，一般能如实、客观地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但被羁押一段时间后，经过冷静分析，往往因害怕如实交代而被判以重刑，或者经他人的“指点”，此时便妄图通过翻供作否认罪行或减轻罪行，于是在诉讼过程中，案件拖的越久，越到后期，犯罪嫌疑人或其家人越有充分的时间做出有针对性的翻供、串供，翻供的现象的就越易发生。

　　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适用不当，为翻供提供了可能。在侦查阶段，对于一些职务犯罪嫌疑人由于采用了拘留、逮捕羁押性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一般出现串供、翻供的概率较小，即使要翻供或串供，也会增加其成本。而一旦变更强制措施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因所采取的措施时机不成熟，考虑不周到，犯罪嫌疑人与外界恢复了联系，就有可能在某些“高人”的指点或策划下，有意将原来供述的犯罪事实进行颠倒，把“有”说成“无”，“较重”情节说成“较轻”情节;或伪造证据、或串通证人作假证等伎俩来对付案件的查办工作。

　　过于重视口供，而忽视了其它证据的固定，为翻供留下了缺口。在侦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往往取证不够全面细致，有的办案人员存在“重突破，轻取证”、“重口供，轻证据”的错误认识，认为只要案件一突破，犯罪嫌疑人一认罪，就大功告成，忽视了口供的不稳定、易变的特点，不注重在侦查阶段利用犯罪嫌疑人刚被突破的有利战机，来巩固和完善案件的证据体系，对其他证据重视程度不够，常常是能不取就不取，致使证据不能形成锁链或证据的证明力较弱，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从而给犯罪嫌疑人翻供提供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