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宪法、邮政法第四条和电信条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追究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律程序可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通信进行检查。怎么看待这两者规定的不一致?实际上，民事诉讼法和邮政法实施细则把有权检查通信的主体，扩大到了法院的取证行为。只要民诉法中规定的法院取证权是合宪的，那么，法院就完全有权力要求公民提供信息。这种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法律上的“扩权”是否构成违宪呢?我认为不构成违宪。作为一般情况下，法院没有权力去检查公民的通信秘密，但是，宪法在限制公民通信自由的主体界定上没有法院，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司法诉讼中)经法律授权(民事诉讼法)赋予法院这个权力。如果承认我国宪法制度下法院的取证权是合宪的，法院作为一种取证手段检查公民的通讯资料，公民就不得拒绝。只有结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才能完整地理解司法权，即一般情况下，法院不得对相关电信资料实施检查权，但在诉讼过程中，作为法院取证阶段有查阅电信资料的权力。就这两起执行案件来说，除非有调查取证行为与执行本身无关的事实，否则法院的调查不得被拒绝。

　　其次，从宪法适用的基本理论看，直接以宪法保护公民的通信秘密来抵制法院的取证是荒唐的。因为法院是依民事诉讼法行使职权，如果要推翻法院的行为，就应提起对民事诉讼法的违宪审查。只要民事诉讼法不是违宪的，还是现行有效的法律，法院依此行使职权，就不能被认为是违宪的。那么法院的行为是否符合民诉法，这是另外的问题。宪法适用的原则是：有法律先适用法律，特定法优于一般法。在民诉法和邮政法实施细则没有违宪的情况下，法院依此作出的取证行为，有关单位或个人不能拒绝。否则，个人都可以以司法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宪法基本权利为由，不执行法律或司法决定，那么法律和司法权早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个人认为法院适用的法律或作出的行为是“错误”的，可以提起另一个申诉。这时才可能被提到宪法上来考虑、衡量。

　　第三，实际上，相对于侦查权来说，司法权(指法院的权力)是一种更具有决定检查公民的通信秘密、财产秘密等限制、剥夺权利的权力。在西方法治国家，侦查机关要获取公民的隐私如通信检查、监听监拍、调查银行的财产等，都必须申请得到法院的许可才是合法的。如果我们反而把法院的这种要求检查的权力解释成是违宪的，就会出现荒唐的结果。因为任何侦查机关的证据最终都要法院来审查，法院不能审查和查实这些证据，审判权可能行使吗?宪法规定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难道法院要查封、扣押公民的私人财产或要求银行提供诉讼当事人的银行账号，也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吗?看来对宪法的理解是很不容易的事，弄不好宪法也会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