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以上三种方式只有土地买卖才引起地权的变动，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通过地权的变动来估计土地买卖的情况。*** 另外，还可以用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身份的变动来估计地权变动的情形。参见许涤新、吴承明，1993 ：291-293.**这当然只有在土地买卖成为地权变动的主流时才适用。

　　国内的经济史家大都同意，清代和明朝一样，地权都经历了一个从平均到不平均，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许涤新、吴承明[ 主编] ，1985：214-220 ），但清朝土地买卖对地权变动的影响可能更大。第一是清朝没有明代那么多豪绅地主，以庶民地主居多，他们不可能通过超经济强制来获取土地，这就是所谓地权转移中暴力性因素减少而经济性因素增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1988：4 ）。第二是税制的变化。在明朝后期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实行之前，沿用的还是唐宋以来的两税制，国家税收主要征收实物和劳役，而且按土地征收的“赋”和按户口征收的“役”又是分别征课，前者是比例税，后者是定额税，两者加在一起，便使总税率出现累退倾向。特权者享有的税收优免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土地越少，地位越低，负担的赋和役却越重，这就使少量土地所有权在赋役重压之下从权益变成负担，从而出现小民弃产逃亡和带产投献特权地主的现象，弃产逃亡和带产投献显然也能引起地权的变动，但它却不是经济性的，从这种地权变动是看不出土地交易的状况的。

　　从一条鞭法到清代前朝的摊丁入亩基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因投靠及投献而造成土地集中的现象，到了清朝才逐渐缓和下来。……清政府将官吏缙绅优免赋役的特权大为缩小，自一品官至生员吏丞，只免本身丁徭，其余赋课仍须缴纳。这样就基本上消除了献产投靠的客观条件。”（赵冈、陈钟毅，1982：187 ）。

　　去掉超经济强制和投献田产，还有继承也可能引起地权的变动。中国传统的多子平分继承制常常使得大地产变为平均的几份小地产。***40 年代陕北的调查印证了这一点：“第二个引起土地所有权变动的形式是因为人口增加等原因所引起的农户析产分居，一块土地分为几份，由原来一个较大的农业经营单位变成更小的几个农业单位。这种变动使得土地占有关系变得更分散”（柴树藩等，1979：73-74 ）。**但和前两者相反，多子平分继承是使土地分配变得平均的一种力量。

　　如果我们接受清朝初年土地分配还比较平均的说法，而从那时起至本世纪三十年代，这期间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持久的影响土地分配的外生事件，但土地的占有已变得相当不均。***1934-35年全国16省土地状况调查表明，在1295， 001 个农户中，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为15.17 亩，低于平均数15亩的户数占72.8% ，而他们占有的土地只占总亩数的28.3%.相反，户均50亩以上的户数只有4.8%，他们占有的总亩数却达到33.9% （费正清[ 编] ，1993：91，表15）。 **扣除继承的平均化作用，应该说土地买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以上纯粹是逻辑推演的结果。究竟土地交易在近代达到了一个怎样的规模，还有赖于对史料的仔细检视。不过，李文治根据明清文人记载的研究（李文治，1993），章有义根据明清徽州地区的置产簿、租簿等私家文书的研究（章有义，1984，1988），杨国桢对明清两代鲁皖、江浙、闽台等地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杨国桢，1988），都认为明清以来土地的立契买卖已成主流。

　　这里我们所说的土地交易的规模指总交易亩数，它等于一定地区一定时间内土地交易的次数与每次交易亩数的乘积。我想指出的是，有清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交易的一般特点是高频率与小亩数共存，成片大块买进卖出极少。而正是这个特点决定了土地交易只能在村级市场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