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杜赞奇的研究还发现，在华北平原的村庄之中，除了宗族性村庄外，还存在所谓“宗教性的村庄”。除了血缘和地缘，华北平原的农民之间，还弥漫着多种多样在民间信仰和多神崇拜基础上形成的村界以内或超出村界的“文化网络”（杜赞奇，1994）。与我们的兴趣有关的一点是，为什么这种“文化网络”未影响到土地的交易。

　　我想这一切都应向“土地的村级市场”去寻求解释。Skinner 的交易商品和服务的基层市场，毕竟存在于村庄之上或村庄之外，黄宗智的研究表明，至少在华北，参与基层市场活动的人们之间并未达到象Skinner 所描绘的那种熟悉程度（黄宗智，1986：231 ），在这种市场上，每宗货物都同时面临着众多的买者和卖者，交易更接近那种 “非人格化的交易”（North ，1984；诺斯，1994：46），虽然Geertz对Bazaar（集市）的研究也强调“主顾” （clientelization ）对减少信息和搜寻成本的重要性（Geertz，1992）。

　　而村级土地市场上的交易却是一项“人格化的交易”（personalized transaction），即交易双方之间事先就存在某种血缘的或地缘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会带入到交易中来。我们还将看到，即使是两个事先不认识的买卖方（比如有时候和外村人的交易），他们的关系也因中人制度的存在而“人格化”了。在狭小的村级市场上，买卖双方总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认识的人，而使交易间接人格化。

　　土地的人格化交易意味着，交易双方并不从交易本身或这一次交易中计算得失，交易方之间的关系是多面的（multifaceted）和长期的（Hayami and Kikuchi，1981：14-15 ），价格只是影响交易的参数之一，那种认为 “先买权”一定对土地出卖人不利的观点是片面的（周远廉和谢肇华就持这种观点，参见周远廉、谢肇华，1986： 36）。很难想象，在缺乏强制性力量的习惯和契约体系中，一个对一方不利的制度会如此长期、广泛地存在。如果亲族、地邻的出价和任何其它潜在的购买者出价至少一样多，那么卖方在此次交易中并不受什么损失，相反还会为日后的交往落下一个“人情”；问题出在亲族和邻里往往“滥用”这项权利，而企图以低于第三者出价的价格争买土地，在这种情况下，第三者出价和亲邻以“先买权”压价之间的差额才构成卖方此次交易的“损失”。但是，如果卖方认为，一次交易的损失可以在日后的长期交往中得到弥补，那么让亲邻先买也并非一定是一件不利的事情。可见，亲邻先买等类似制度是和乡村中的种种互惠制度相联系的，或者说，是互惠制度的一种。这些互惠制度并不表现为金钱的即时结算，并且可能超过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延续到子孙后代，我们可以从即将谈到的中国村庄人口的“恰亚洛夫”循环中体会到互惠的周期性，即一个人可能作为别人的亲邻在这次土地交易中先买，而轮到他的土地出卖时，别人也可以同样主张亲邻先买，对这一循环的预期会使互惠链进一步拉长。这种互惠关系在陌生人中很难维持，但血缘、地缘关系往往无法选择和逃避（费孝通，1985：71-77 ），它无法轻易进入，也无法轻易退出，形成所谓“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Hayami and Kikuchi ，1981：20-24 ），而Skinner 的基层市场和杜赞奇的文化网络，都具有比它大得多的流动性而未被结构化；很难想象土地出卖者会允许一个在集市上仅和自己有点头之交的人，或者先天道的道友享有比无法选择的亲邻更优越的先买权，原因很简单：他日后无法在这种偶然的关系中“收获”他所施的恩惠。

　　1930年代，满铁人员所调查的华北村庄，几乎都存在亲族先买制度（杜赞奇，1994：88）。满铁调查员曾询问当时栾城县商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