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罗马法上侵权的后果是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不分，后来才逐渐由同态复仇到罚金，由罚金到损害赔偿之债。“最后必须指出，关于一切侵害，被害人可以提起刑事诉讼，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中，应根据以上所述估计一个数额，对行为人处以罚金”。[21]对于准侵权行为，也是处以罚金。正如彭梵得所说：“法律规定首先应当支付

　　从上述《法学总论》中对债所下的定义和注解中，应理解为“给付”是指物包括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给付，而不包括不能用价值估算者。“依罗马学者之理论，债之标的，可分为下列三种：（一）[dare（交付）]即各种物权之移转交付是也；（二）[facere（作为）]即交付以外之其他积极行为也；（三）[praestare（供给）]即[交付]与[作为]两项以外之给付也，如关于损害赔偿之给付等属之。”[24] “因为罗马民事诉讼均以金钱赔偿作为制裁，故债的给付要以有财产价值的为限。”[25]以上说明，罗马法将债的标的统一在以有经济价值的给付上。

　　早在古代罗马奴隶制时期，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债的制度，经济根源就在于当时罗马已经建立起比较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马克思曾经说过：“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身份……是从简单商品流通中产生的。”[26]从债的发展史看，债的关系后于物权关系而发达，关键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迨至相似的共同生活，进于分业的共同生活，人各就其直接所生产支配之物资，益觉经济上有有无相通之必要，从而产生各种交易习惯与原则。与此，法的债权观念，遂以确立。盖以一方对他方请求一定给付，若不认为一种权利，则信用经济制度无从树立”。[27]

　　从构成债的内在统一性看，其统一性也统一在有经济价值的给付上。构成债的内在统一性是什么？各国民法典的体系虽然不同，但是，债的发生原因主要是契约、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四项。王泽鉴先生对债的结构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关于契约、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及侵权行为的指导原则、社会功能以及构成要件各有不同，不足以作为共同构成因素。其构成债之内在统一性的，乃其法律效果的相同性。易言之，即上述各种法律事实，在形式上均产生相同的法律效果：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请求特定行为（给付）。此种特定人之间的请求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是为债之关系（债务关系、Schuldverh？ltnis）。”[28]王泽鉴先生对于债的结构的这个概括，为我们研究债的内涵和外延提供很好的思路。要保持债的科学性，必须保持构成债的内在统一性。这里说的“特定行为”的范围需要有一定限制，否则，债的内在统一性就会遭到破坏。

　　2、恢复名誉不属于债的范畴[29]

　　近现代民法将债的范围拓宽了，对此可以从民国时期的民法典第199条的立法理由得到说明。该条立法理由说：“仅按债权者，即得向债务人请求作为或不作为之相对权，其作为或不作为，实为债之标的，故总称为给付。至给付须有财产价格与否，古来议论不一，本条规定，虽无财产价格之给付，亦得为债之标的，与实际上方为赅括。”德国民法典没有关于侵害名誉权的规定，我国民国时期的民法典规定，名誉被侵害，受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并得请求为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第195条），该条规定在侵权行为之中，从立法体例上看，属于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组成部分。

　　近代学者在学理上也将债的范围拓宽了，有学者认为恢复名誉（民法通则称“恢复名誉”，民国时期的民法典称“回复名誉”）是债。以下是王泽鉴先生针对台湾一个案例的分析。“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第195条第1项规定，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为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如登报道歉启事。原审及终审法院均认为此项请求权系非以金钱为赔偿的请求权，因与人身攸关，具有专属性，纵经承认或已起诉，因其性质仍属人格权，不得让与或继承。惟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登报道歉启事系回复名誉的适当处分，对于保护名誉权至为重要。依上揭实务上见解，此项救济方法却最受限制，被害人处于诉讼中死亡时，其名誉却难依适当处分予以回复。鉴于此项请求权的专属性已因起诉而解除，其内容不以金额为赔偿标的，但性质上仍属债权，应从宽解释，得由其继承人行使之，期能适当回复被害人的名誉，维持人的尊严。”[30]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本案处理的理论观点不同。原审法院和终审法院均认为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与人身攸关，具有专属性，属人格权，不得让与或继承。王泽鉴先生主张可以继承的理由有二：一是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其性质属于债权，二是从宽解释民法典第195条第1项，被害人在诉讼中死亡，其继承人可以行使诉权，期能适当回复被害人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