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对于物的拥有有主体资格限制，其实并非对所有权的限制，而是对拥有物的限制。即对这些物，本身根本不掌握所有权，又何谈限制呢？这方面应当注意。比如，我国规定，矿产资源为国家所有。再比如，我国建立烟草行业为国家垄断，私人自然不得经营烟草行业，自然不能拥有制烟机器设备。行业限制造就了大批垄断部门。这些问题，传统物权法根本没有能够关注。法律不能仅仅解释现有法条，更应有价值之判断。如果没有价值判断，那不过是昔日八股之翻版。天下之大，物种之多，决非昔日农耕社会所能想象。可是能为我辈所占有控制又有几物？消费物即时拥有，而又即时消失。价值巨大稳定，又能生产者，才是最宝贵的。也不枉人屈长聪明才智，只是终日饱食，一枝一叶，都要假以人手！人生而要消费物，更要创造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初民生产，尤离不开牲畜、犁具，更况乎今日之人？人无物，不能有一日之存活；人无物，更遑论完善与发展。限制物之所有，即是陷民以井，无可自拔矣！今民法不能不考诸现实，以求实绩，切勿巧弄玄虚，恣意惑民！民法不能仅限于昔日传统，故步自封。要关注民生，要关注经济。

　　二、对所有权的限制分理性限制和非理性限制。现代社会对所有权的限制理由众多、原因众多。这就要求我们要严加区分。一方面对于对所有权的正当的限制要坚决执行，比如，为了保护旧城的文化风貌，青岛市对在老市区新建建筑物高度进行的限制；另外一方面，对于借口环保、社会治安等进行的不正当的限制要坚决予以抵制。比如，青岛市对出租车经营权的限制。北京市对轻型车进京销售给予严格限制。[⑤]我国对所有权限制的实际情况是有些地方的限制太多，有许多是非理性限制，另外还些借口公益，实为私利，借口对所有权限制，实际为“乱收费”行为。

　　三、对所有权的限制应着重体现在对事实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的限制上，这样有利于充分保护所有权人最大限度地利用物，保护在利用过程中不受外来的干涉。我国目前对外来干涉的情况应当做一个调查，制止乱收费的现象。

　　四、应尽量减少对动产物权的限制。土地等不动产更加具有社会属性，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自然限制较多，在所难免。但是动产之拥有，更加凸现所有权人的个性品格，对所有权人个性成长、智力发挥、辛勤劳作等养成显然有不可替代之功效。因此国家应放开一切可以放开之物，充分赋予所有权人以任意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之自由，对于社会发展进步，将有巨大贡献。

　　五、从严掌握没收和罚款等项行政措施。没收、罚款诸项措施，都是针对于物权而为，应该慎重。我国老百姓掌握物甚少，没收、罚款等项措施，如果不能严加监控，必将成为某些害民的措施。

　　六、不仅要重视对所有权的限制，还要重视对整个物权的限制，对权能的限制，从各方面予以重视。（篇幅所限，不便展开。详见拙作《论物权的积极实现》）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对所有权限制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限制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种类之多，理由之多都是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但是，越是如此，所有权就越脆弱，对抗侵害的能力就越弱小，就越需要强化其私法地位，强化其绝对性、对世性这一基本原理。坚持这一点，就能保持所有权制度固有的刚性和创造力，维持其对于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巨大意义。如果稍有不慎，所有权制度将丧失其固有特征，沦为徒有其表的形式，沦为行政权利之附庸，其对于社会稳定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巨大功能将丧失怠尽，最终也将会毁掉人类的尊严和价值，摧毁生存、生活、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①] 参见郑瀛：《再论物权法的发展趋势》，《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四期；余能斌、王申义：《论物权法的现代发展趋势》，《中国法学》199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