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的刑法理论及其判例、立法并未明确形成系统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对该种 行为，英美法系国家是将其作为醉态的内容加以阐述，主动醉态不能成为辩护理由，即 因主动醉态而致犯罪者仍要承担刑事责任。

    但非自愿醉态（involuntary intoxication） 可以作为合法辩护的理由①（注：储槐植著：《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110—111页。）。可见，其与大陆刑法理论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颇为相似。

    有论者精当地指出：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如下三个特征：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的分离性 ，原因行为的可责性、精神障碍状态的暂时性②（注：刘士心：“论中国刑法中的原因 自由行为”，《河北法学》2000年第2期，第46—47页。）。此外，还可以补充一点，即 刑事责任的完全性。

    原因自由行为是否可罚是该理论的困境之一。“在责任主义确定之前，原因自由行为 的可罚性，还不是一个难题，十九世纪前的德意志与意大利的学说，都肯定其可罚性， 而且在立法上也能找到根据”。③（注：张明楷：“外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 河北法学》1991年第5期，第14页。）“事实上直到150年前，它（指自愿醉酒，作者注） 一直被认为是加重处罚的因素，是处以比通常的刑罚更重的刑罚的根据”。④（注：[英 ]鲁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著，理查德。卡德修订：《英国刑法导论》，赵秉 志等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04页。）

    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及其后的30年间，在以当时普鲁士司法大臣萨维尼（Savigny）为首 的一些学者的极力主张下，否定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的观点占据了支配地位。受该学说 的影响，1871年的德国刑法典与以前的刑法不同，没有设立有关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 的规定。他们认为，很难证明在原因设定时的决定和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中实行犯罪的 意思之间存在一贯性，正如萨维尼所说：“行为者若意图犯罪，籍饮酒自陷于酩酊，而在完全丧失心神状态中实行者，则属显然矛盾；盖彼若完全陷于丧失心神，则彼自己不 能遂行其以前所曾决意并意图之所为，如彼仍可以遂行其以前所曾决意并意图之所为时 ，则系彼未完全丧失心神之证据，自不能免于归责，纵无特别规定，裁判官亦可以加以 处罚”⑤（注：[台]洪福增著：《刑事责任之理论》，刑事法杂志社1988年修正版，第4 04页。）。故此，所谓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本身就是有矛盾的，由于行为人在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时不具有责任能力，不应认为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可罚性。

    上述否定说的观点坚持了责任主义的立场，贯彻了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原则 的要求，从当时的背景看，理论上也是自洽的。但是，面对社会中因酗酒而导致的犯罪 不断恶化的局面，否定说的观点显得十分苍白。对于那些故意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 态并造成危害结果的人不加以处罚，就会与正常的法律秩序相抵触，就会背离一般国民 的法感情。正是出于打击和抑制此类犯罪的需要，在1870年以后，主张处罚原因自由行为的理论开始变得有力，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可罚性，这一点在今天已经不容争议了。

    主张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可罚性的观点认为，原因自由行为之行为人虽然在实施符合构 成要件之行为时，无意思决定自由或无其完全自由，但其原有的精神状态，即在招致无 责任能力的原因设定阶段，本与正常人没有差异，因此，与因疾病而导致精神障碍的情 况不可同日而语。病理作用是人所不能控制的，而酒则可以不饮，即使饮也可以饮而不 醉，故此时的无责任能力状态不能阻却责任，应认定其行为具有可罚性。“具体地说，首先，从一般人的感情上看，由于醉酒、吸毒等一时性地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时，其所 实施的危害行为，仍然为社会所不能容忍。其次，从实证学派的观点来看，为了防卫社 会，对于具有侵害性、危险性的原因自由行为，应予以禁止。最后，从古典学派的观点 来看，原因自由行为出于行为人的自由意志，而刑罚是对自己自由决定的行为的非难， 故对原因自由行为应当加以非难”。①（注：张明楷：“外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 ，《河北法学》1991年第5期，第15页。）对此，英美法系学者有着相同但又另具特色的 阐述：“被告由于醉酒而使理解力受到损害，致使自己不能象在头脑清醒时那样预见或 预测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这种情况是不能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