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由于醉酒而使判断是非的能力减 弱了，致使他不能象在不醉酒时那样行事，这也是不能原谅的；被告由于醉酒使自我控 制能力减弱了，造成他比头脑清醒时更容易接受引诱；甚至在被告处于醉酒的情况下， 他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驱使他行动，这也是不能原谅的“。总之，”被告由于 醉酒而使自己成为不由自主的行为者，这根本不能成为一种辩护理由“。②（注：[英] 鲁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著，理查德。卡德修订：《英国刑法导论》，赵秉 志等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我们赞成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可罚性的观点，这主要是基于如下两点理由：首先，从刑 法理论的角度看，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可罚性。单纯的意思决定，以及单纯的醉酒都不能 说明原因自由行为可罚，如普通酒被他人偷换成烈性酒、遵医嘱服麻醉药等。“单纯的 意思决定并不违反刑事义务，只有在意思决定具有实行行为的性质，即意思决定中包含 着发生结果的现实的具体的危险性时，才发生违反刑事义务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时才要考虑对其归责的问题，才要考察是否存在作为归责要素的责任能力”。③（注：冯军著 ：《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151页。）原因自由行为的行为人在 完全责任能力状态下的意思决定，包含了发生危害结果的现实的具体的危险性，违反了 刑事义务，当其最终发生了该危害结果时就应对其归责，从而具有可罚性。逆向推之， 可罚性以应归责为前提，而要归责就须违反了刑事义务，违反了刑事义务必定具有危险 性，并且这种危险性是现实的具体的，而原因自由行为的意思决定及其支配或放纵的原 因行为以及后来不受支配的结果行为就具有这种危险性，因而，原因自由行为是可罚的 .其次，从注重社会利益的刑事政策的角度看，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可罚性。因为“从生 理心理的角度，醉态（慢性中毒除外）虽不是精神病，但它能使人在一定时间内减弱甚至 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从社会政策角度看，醉态（指行为人自己主动引起的）之中又干坏 事，则是错上加错。显然，心理能力和社会政策之间存在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只能以 公共利益为重，以社会利益为重，一般的刑法原则服从根本的社会利益。”①（注：储 槐植著：《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同时，原因自由行为， 如前面所述，对整个法律秩序以及普通国民的法感情具有极强的腐蚀作用。这些都迫切 需要对原因自由行为予以刑罚处罚。

    总之，无论从刑法理论本身还是从刑法的社会政策来看，原因自由行为都具有可罚性 .但是，肯定其可罚性，并不意味着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与“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 在”原则能够融洽共处，恰恰相反，正因为肯定了其可罚性，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 了一条裂痕。由此，出现了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第二个困境。

    二

    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可罚性，但是，在原因自由行为中，由于行为人直接实行符合构成 要件的行为时处于精神障碍状态，而在其有责任能力时所为的原因行为，对于所实施的 犯罪而言，按照一般的刑法原理，并不能称为该犯罪的实行行为。在此情况下，处罚原 因自由行为如何与现代刑法“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相调和，就成为研 究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最重要、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究竟是坚守原则还是弱化原则，抑或是主张原则的例外，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