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人的处分是否包括对法人的处分问题。对此，世界立法例上有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瑞士、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以明文规定的方式，首肯了对法人犯罪课以禁止营业、解散法人等保安处分；另有不少国家没有法人犯罪规定，自然也就不能将保安处分的对象适用于法人。我国现今已有法人犯罪的规定，新刑法中还打算在刑法总则中有所反映，既如此，在保安处分的对象上，也宜作出照应性规定。

　　2、强制治疗处分的适用对象问题。强制治疗的对象宜设定为两种人：（1） 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而卖淫、嫖娼危及我民族健康者。（2）隐瞒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而与他人发生性行为而致染病于他人者。这里，前者已经由《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作出犯罪规定；后者可作照应性立法规定。值得强调的是，实施了相当于刑法上的犯罪行为的精神病人，不属此列“强制”治疗的对象，而应为医疗监护处分对象。因为“强制”当然是相对于有意识、有意志能力的人而言，对精神病人，既有一个医疗的问题，更多地是关照监护的问题，因而对精神病人不发生强制治疗问题，只能适用医疗监护而不能适用强制治疗处分。

　　3、劳作教养处分的设置问题。这里所谓劳作教养处分，是指对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经改造后纳入刑法中的保安处分类型。为了与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相区别，特更其名为劳作教养处分。对现行劳动教养制，是存、废还是纳入刑法中的保安处分，刑法理论界、实务界争论较大。我们认为，应当纳入刑法中的保安处分。理由是：

　　第一，现实社会中法律冲突关系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调控这种关系的“规范”存在的必要和可行。事实上，谁也不能否认，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满爆的国度里，确有不少小偷小犯、终日流荡、需要劳作教养的人，对这部分人如不及早施治，会肇致对社会及其个人的更大危害。无视这个事实，简单地废弃调控这种冲突关系的法律规范的作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表现，也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及对这些人的及时挽救和改造。因而，立法上，需要作的绝不是规避它，而是完善它。

　　第二，改善可行性的存在。这种可行性表现在：首先，时机条件已经到来-恰值刑法典修改；其次，实事求是的社会民主政治环境及其精神文明氛围；再次，运作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经验积累和教训汲取；其四，刑事法学理论的相对丰富；最后，加之司法执法界队伍的日臻成熟和强大。基于上述种种理由，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型的劳作教养处分，一定能祛其旧弊渐次发展成为较为健全的保安措施。

　　我们设想，从大框架上看，经改造后的劳作处分与劳动教养的主要不同点在于：

　　首先，处分的对象不同。劳动教养的对象除犯罪轻微者外，还包括屡屡违反治安行政法规而不改的人。而劳作教养处分的对象都是构成犯罪的人。主要包括：（1）原劳动教养对象中的犯罪轻微者。这部分人既已构成犯罪，就可以成为劳作教养处分的对象；（2）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6月10日《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中法定的原“强制留场就业”的三种人中的前两种人，即：① 劳改犯逃跑后又重新犯罪者；② 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而被判刑劳改的人。三种人中的最后一种人是劳教人员解教后又犯罪的，因为我们主张设立劳作教养处分后，即行撤销过去的劳动教养制度，因而已没有实际意义。

　　其次，劳作教养处分与劳动教养的次一不同点在于，现行的劳动教养事实上由公安机关裁决；而劳作教养处分则由人民法院裁决、公安机关或司法行政机关只是执行机关。

　　最后，劳作教养处分与劳动教养的重要区别在于，劳作教养处分在处分的场地、方式和劳作教养时间长短上具有可转换性和收缩性，这是由保安处分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从而，它一定能克服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多种弊端，使其最终能够既兼顾社会治安又兼顾公民人权保障。因而，建议立法机关将其归置于将来刑法典中的保安处分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