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分则通过同一法条的不同款项设定的选择性过失犯罪相对最多。例如，《刑法》第115条第1款规定的是放火罪、故意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等，同条第2款则为上述同种行为的过失犯罪。再如《刑法》分则第124条第1、2款分别规定了故意、过失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刑法》分则第324条第1、3款分别规定了故意、过失损毁文物罪等。??

　　由此可见，为照应《刑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现行刑事立法上，对所有既可由故意、也可由过失构成的犯罪，都采取了在分则罪状中作出明示“过失”字样的罪状规定，以强调刑法对“过失”导致的此类危害行为，法律有规定，才负刑事责任的“罪刑法定”原则。??

　　基于上述对《刑法》第15条第2款及其刑法分则所有独立的、非独立的过失犯罪的实证分析，我们感到，迄今为止，刑法学界有必要在此问题上清正认识，以避免出现因认识上的模糊所导致的司法操作上的随意性、臆断性，从而有违《刑法》第15条所蕴涵的对过失犯罪必须严加限定、明文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例如，刑法学界时有将违法发放贷款罪、非法承兑、付款、保证罪等金融犯罪界定为既包括故意、又包括过失犯罪者，我们认为，假若此类犯罪确实惩罚其过失形式，按照《刑法》第15条的规定，分则相应条文应当有其得惩罚其过失犯的“明文”规定，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分则并无此类明文规定，可见，此一解读法，确属对刑法基本问题认识不清所导致的不当解读，可能导致不当扩大过失犯罪的范围并致司法认定上的误判，宜予纠正。??

　　四。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正确解读及其适用??

　　谦抑性原则，又称必要性原则。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JP〗一般而言，下列情况下无作刑事立法的必要：一是刑罚无效果。就是说，假如某种行为设定为犯罪行为后，仍然不能达到预防与控制该项犯罪行为的效果，则该项立法无可行性。二是可以他法替代。如果某项刑法规范的禁止性内容，可以用民事、商事、经济或其他行政处分手段来有效控制和防范，则该项刑事立法可谓无必要性。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称“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18] 这句话可谓刑法所以要奉行“谦抑性”原则的法哲学基本理论。故而，那种将人民群众的违法行为动辄规定为犯罪的立法法，不是立法在民的表现，殊不可取。三是无效益。指立法、司法与执法的耗出要大于其所得收益。西方国家有“不合格磅秤罪”的规定，这在中国，显然会“无效益”。实在说，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对“不合格磅秤”行为，即便逐一施以一般违法处分，都无效益，更不要说将其设定为刑事犯罪行为了。??

　　由此可见，所谓刑法的谦抑性，主要发生在立法环节。然而，实践中，有人却误认为，当某种经济违法行为因其情节或后果严重而同时触犯刑法时，可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直接适用经济行政制裁，毋须启动刑罚。例如，曾有刑事实务部门的人士谈及，现在全国各地发生了近百余起滥砍电缆的行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屡禁不止。其中有的人已触犯刑律，本可适用刑法。但是，既然有关电信行政管理条例已经对其作出了行政处罚设置，其他经济行政法也对其作出了相应的行政罚则规定，那就应当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可以适用经济法、其他行政法的时候，不要动用刑法。据此，按照此种观点，对此类人等，仅由有关电信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理即可，毋须再动用刑法，因为效果都一样。??

　　我们认为，此一观点可谓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重大误解。如上所述，谦抑性原则主要发生于刑事立法环节。立法过程中，的确存在当其刑事立法与民商或经济行政立法“等效”时，即不作刑法设置的“谦抑性”立法选择。然而，在司法、执法环节，当其民商、经济及刑事立法均对某种行为作出相关设置时，显然，此时假若某行为因其危害程度严重，不仅触犯了有关民商或经济法规范，更触犯了刑法规范之际，司法机关岂能“谦抑”地不去适用刑法而仅适用民商法或经济法？如此一来，刑法岂不衰减成毫无威权性可言的一纸空文？而作为“依法治国”当然内涵的“罪刑法定”原则何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原则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