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随后，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山东6省市开展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社区矫正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①]的一种有效的行刑社会化的方式，充分体现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再预防的刑事政策，也符合国际刑罚执行方式的发展趋势。未成年犯在生理、心理、认知模式上都与成年犯有很大的区别，导致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除具有社区矫正的共性之外，还具有区别于成年犯社区矫正的许多特色。为此，许多国家已采取了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和模式，有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不同于成年人的专业化管理人员。但是，目前我国试点省市中基本上没有确立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这样不加选择地与成年犯混同操作，既不利于提高对未成年犯的矫正质量，又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因此，在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13届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在研讨少年司法制度时，呼吁加快社区矫正立法，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措施，建立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本文在探讨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必要性的基础上，就如何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提出了一些粗浅的建议，以期对我们正在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有所帮助。

　　二、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是适合未成年犯身心特征的需要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相比，其生理和心理都没有发育成熟，社会经验和认识能力远低于成年人。由于未成年人心智还尚未成熟，对自己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还没有正确的预见性，因此未成年人犯罪有其自身的特点：如盲目性大、偶发性强、纠和性强、反复性强、感染力强、悔改性强；违法犯罪的类型一般比较简单，主要是盗窃、抢劫、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以及性犯罪等几种智能化程度较低的犯罪为主；违法犯罪的原因多数是受不良的家庭因素和生活环境的影响；违法犯罪的主体主要是失学学生、失管和失控的青少年。正是因为未成年犯罪具有上述特点，说明未成年犯的主观恶意不大，社会危害程度低，可塑性强，改造后回报社会的机率高，因此在对未成年犯开展社区矫正时要始终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以区别于针对成年犯的“惩罚和改造相结合” 原则。

　　（二）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是遵循国际未成年人司法准则的需要

　　目前，国际上有关未成年（又称“少年”）司法的文件主要有三个，一是1985年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另外两个是1991年通过的《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又称利雅得准则）及《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又称东京规则）。这三个文件已成为各成员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法理渊源。这些文件都无一例外地提到要建立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的司法制度。如我国于1985年11月29日已批准加入《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2.3条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而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是提高矫正质量的需要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能大幅度地提高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质量，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如美国伊利诺伊州针对未成年犯所采取的特殊的矫正措施，“伊利诺伊州设有青少年临时拘留中心和学校，该中心雇用了青少年管理员、专业医务人员、社会工作者、牧师和特殊教育教师，设有特殊教育、娱乐、宗教活动、辅导、医疗服务，并提供均衡的饮食、衣着和安全的住处。这是一种寄宿的办法。第二种办法是非寄宿措施，即违法青少年仍然住在自己的家中，但要按时到指定的地方去工作和学习。这种非寄宿措施使违法犯罪的未成年犯学会生存技能，为他们将来的就业创造条件。”所有的这些办法，都是为了感化未成年犯，由社会各方力量对未成年犯进行教育和监督。英国的《刑事法庭权力法》第三、四、五、六章规定了仅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社区令”、“补偿令”、 “管护令”等社区矫正管理制度。德国、日本、北欧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都有针对未成年犯的特殊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