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未成年犯区别矫正的实践已证明，针对未成年犯的身心特点，设计、运用区别于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大大提高社区矫正的质量。当然我们对上述做法不可能照搬照抄，但是借鉴他们的做法探索我们自己的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三、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的建议

　　（一）增设并妥善运用“社区服务”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国际社会就开始倡导对未成年人采取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化矫正，以代替专门机构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置。如《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明确规定：“在防止少年犯罪活动中，应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和方案……正规的社会管制机构只应作为最后手段来利用”。“1973年，英国《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了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这一刑种。”之后，“社区服务”发展十分迅速，至20世纪80年代，西欧国家、美国1/3以上的州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及我国香港地区，都引进了这一刑种。“社区服务”，一般适用于犯有非暴力性轻微犯罪的未成年犯，既可作为主刑，也可作为附加刑。内容主要是从事一定时数的无偿劳动，以此赎回罪过或赔偿被害人；或者为公益和私人从事一定时数的有偿劳动，以赔偿对于公私法益的损害。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实行了“社区服务”，早在2001年，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已发出了“社区服务令”，此后安徽、山东、辽宁等地的法院也发出了“社区服务令”。据2005年4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市的少年法庭已经全面推行了“社区服务令”。适用“社会服务”的对象是暂缓判决、宣告缓刑、判处管制、单处罚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被告人，执行时间从一个月到六个月不等。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试行“社会服务令”一年来，已有21位少年领到“社会服务令”，目前没有一人重新犯罪，实现了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鉴于我国部分地区已经推行了“社区服务”并取得了很好的办案实效，应该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把“社区服务”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

　　但是在推行“社区服务令”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安排未成年人从事无偿公益劳动，应当注意选择适当的时间、地点，控制劳动强度并做好保密工作，避免其服刑人员身份公之于众。二参加公益劳动的身份应当是“社会志愿者”而非“服刑人员”。这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心理比较脆弱，承受压力的能力不强。来自社会公众的歧视会损伤其自尊心，严重影响其接受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北京海淀区已经采用了这种做法，据2004年11月28日的《新闻晨报》报道，“海淀区拥抱未来（青春树）青少年志愿活动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缓刑少年将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引导下，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始他们全新的社区矫正生活。三是在安排公益劳动时，建议选择既有劳动内容又有教育意义的工作，如在敬老院、公园、医院做义工等。

　　（二）设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组织

　　我国社区矫正尚属起步和试点阶段，制度尚不健全。从目前的现状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匮乏，加之工作任务繁重，其根本没有精力专门从事社区未成年人矫正工作。但是，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实践的逐步推进，因此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管理机关应当牵头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组织，如特殊学校或短期培训基地等。社区矫正组织可以聘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人才，并面向全社会招募热衷于未成年人事业的高素质的志愿者，以为社区未成年犯矫正对象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和全新的关怀。更重要的是，社区未成年人矫正组织应当积极开发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如广泛吸收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等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积极支持和援助，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扎扎实实做好未成年犯矫正对象的教育保护与行为矫正工作。这方面，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司法所针对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制定的“3+2”矫正计划，即是对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组织有益的探索。 “2”即建立两个基地，青少年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和青少年社区矫正教育基地。公益劳动基地设在医院，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以青少年志愿者的身份，为老人清扫房间，读报，谈心，同时接受医院心理学专家的心理健康指导。社区矫正教育基地设在社区附近的大学，定期为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举办专业知识培训班，由大学的学生做知识指导。“3”即三种力量，一是专业矫正干部，二是地区团委，三是青少年服刑人员的亲友、医院医生和大学的老师、学生等社会力量。用劳动洗涮罪恶，用知识净化心灵，这种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专门设立的社区矫正组织，能够更好的达到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