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社会需要面前，两大法系的反映并不一致，英美法系的国家原则上普遍承认法人犯罪的能力；大陆法系的国家“法人无犯罪能力”的原则占主导地位。这一区别来源于实用主义的刑法观与伦理性刑法观的对立。［8］（P392）英美法系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是经验， 价值目标是实用，大陆法系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是概念，价值目标是完善，重视责任主义，“大陆刑法理论坚持传统的自然人行为本位，逻辑结论必定是否认现实存在的法人犯罪现象。英美刑法则从社会实践出发，承认法人犯罪现实，以此反过来补充传统的刑法理论”［9］（P2）。 因此，法人犯罪的立法最早在英美法系得到实现，受英美法系的立法影响，也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律上出现了法人犯罪的规定。

　　马克思曾经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立法者……不是在制定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法律中。”［10］（P183）这实际上就是说，任何立法都不是抽象思维的结果，它不能从固有的概念出发，只能与一定时期的社会关系相适应。法人犯罪的立法充分证实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在我国，历史悠久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和50～70年代以产品经济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人，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自身的利益，其不能也不需要实施犯罪。法人犯罪不但鲜见，也不足为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法人大量涌现，企业也有了自主权，企业也有了自身利益，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一些法人在求利欲望的驱使下，实施各种犯罪行为，法人犯罪是一种客观现实。时代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革，已经为法人犯罪的立法发出了呐喊。如果过分拘泥于传统的刑法理念，以不符合“个人责任”、不具备主观恶性为由，对法人犯罪放任不管，则会脱离时代的要求，降低刑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调控作用。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所指出的：“法律也必须服从发展所提出的正当要求。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要求，而且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有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那么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11］（P311）因此，在社会关系瞬息万变的时代，人们应面对现实，转变和更新传统的刑法观念，承认和规定法人犯罪，在个人责任的基础上补充法人的整体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1997年新刑法规定单位犯罪是有着充分的现实和理论基础。

　　二、法人犯罪的主体性质：法人实在说与法人拟制说

　　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直接与对法人性质的不同认识分不开的。法人拟制说和法人实在说是法人能否犯罪的另一理论基础。

　　法人拟制说认为，法人本不是人，是法律将其拟制为人的，它纯属是观念上的存在、想象中的人格，是法律技术的产物。因为它无肉体、无器官、无精神、无思维，是抽象的人。［12］（P28 ）“在法律的眼光中，法人固然是一人，可是与自然人毕竟有一些差别。法人不能结婚、宴会、作成遗嘱或犯殴辱罪等其他以故意为要件的罪行。”法人拟制说由来已久，在古罗马时代，法律规定了法人制度，但法学家同时认为，团体不过是法律所拟制的人，这实际上是以个人本位来看待法人人格的结果。19世纪初，德国学者萨维尼完善了法人拟制说的主要观点，他认为，法人是法律以假设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权利义务主体。根据法人拟制说，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法律所赋予的，因而对法人的成立应严格审查和限制。这一观点对法人制度的完善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既然法人是一虚拟的主体，在拟制说看来，也就不具备犯罪人应有的行为意志和行为能力，不具备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例如1903年7月3日（明治36年）日本大审院在一份判决中指出：法人不过是作为无形人，只在其目的范围内享有人格，作为原则，法人不具有犯罪主体的能力。［13］（P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