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现行法律也能管点儿“性贿赂”。首先应该分清楚“性贿赂”的性质，如果这些女性是社会上专门从事卖淫活动的人，完全可以按照治安管理方面的规定或行政法规进行处罚，如果像媒体上报道的因“性贿赂”越权提拔干部，也可以按现行《刑法》中规定的“渎职罪”进行追究，依照有关规定对被提拔的干部进行免职处理。 除了党纪和行政手段，现行法律法规中也不是对“性贿赂”一点儿没有办法。

　　实际上很多“性贿赂”的行为都能并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案件一起处理，不少贪官的“二奶”、“情妇”最后都会不同程度地卷入这个贪官的犯罪活动中，最后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成克杰的情妇李平，被指控犯有伙同成克杰受贿罪和参与走私罪，一审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李纪周的情妇李莎娜被指控犯有走私普通货物罪，现正在广州受审。

　　第七：一个罪名不能只管某些人。“性贿赂”是目前腐败案件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生物学的角度说，男性都有将自己的基因最大限度扩散的欲望，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一夫一妻”等婚姻制度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的这种需求。这种需求就变成人性中的一个弱点。人要高尚的生活就必须在某些方面约束自己，但是不能否认，一些意志薄弱者一旦条件容许就不会放过满足人性需求的机会。人性的这种需求就成了产生“性贿赂”的土壤。 成年男女有对自己性行为负责的能力，“包二奶”虽然受到社会的谴责，但是也没有说可以判刑。如果为了获取金钱，受到提拔或得到住房等目的进行性交易，只能说明道德低下，应该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但是并不能说是犯罪。因为立法要考虑对所有人的效力，而不能是只对一部分人有效。如果“性贿赂”可以定罪，那么官员群体之外的婚外情、“包二奶、三奶”等是不是也要追究法律责任呢？

　　“性贿赂”虽是权色交易，但归根结底是男女关系，而男女关系只是道德品质问题，不能上升到法律问题。不能用法律来规范道德层面的事情。 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违背道德的反社会行为，但是，刑法不可能将其一一规定为犯罪行为，因为刑法的目的是集中精力打击严重危害社会的，具有普遍性的违法行为。贿、行贿腐败之风大有蔓延之势，国人恨之入骨，可以理解，但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必须回到法治和理性轨道上来。我们已经付出了包括“文革”这样昂贵的成本，再不能“病急乱投医”，把不道德的行为“上升”到违法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生活上有腐化堕落行为的，应由道德法庭来审判，或予以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 但独立设立一个“性贿赂罪”，恐怕不合适。

　　笔者认为应尽早立法制裁性贿赂：

　　根据纪检监察机关和最高检察院的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的性贿赂犯罪不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牵涉到国家干部的级别也愈来愈高，由县处级上升到司局级，而后发展到省部级，直至目前的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由此可见，在权色交易越演越烈的今天，如果不制定出相应的法律制度，给贪官以震慑，让犯罪者有所顾忌，那么，这种权色交易的恶劣行为，将会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因此，无论从现实的情况出发，还是从历史和世界范围内比较，“性贿赂”应当纳入犯罪体系。 把“性贿赂”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可供参考的事实依据。

　　第 一、把“性贿赂”纳入刑法体系有经验可借签。我国古代对伤风败俗、丑恶之极的性贿赂深恶痛绝，力主严惩。我国早在《唐律》、《清律》中都有“性贿赂”的概念出现。古代有“十恶”说，性贿赂与“十恶”中的“不道”、“不义”、“内乱”（禽兽其行，朋淫乱礼）都挨着边儿。欧洲、北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刑法典也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美国《刑法》、《反歧视法》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官员接受了女性当事人的性服务，不论他是否滥用权力给予回报，至少他再也不能担任政府公务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