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适当的施压可以促使犯罪嫌疑人供述。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对抗讯问也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策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是一条典型的权力控制型规则。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或不如实回答与本案有关的问题，讯问人员该怎么办，法律没有规定。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与本案有关”完全是讯问人员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如实回答”，讯问人员说了算。有经验的讯问人员都知道，如果讯问没有任何压力，犯罪嫌疑人是很难主动开口的。所以适当施压对讯问的突破有着至关重要作用。政策攻心、形势利导，都是比较常规的施压手段，更严重的施压就是刑讯逼供或者变相的刑讯逼供。“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一些非明显暴力行为、剥夺生理需要行为以及精神折磨方式（如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精神压迫）却没有被法律明确禁止。甚至这些非人道的讯问方法都很难被实践归于“刑讯逼供”。很多非暴力的强制讯问方法难以留下什么伤痕，事后证明也几乎不可能。这些合法性模棱两可的行为，为讯问人员实行压力提供了方便。有些基层办案人员认为，佘祥林冤案是一个教训，但刑讯逼供并不必然导致冤假错案，甚至可以说，“只要办案人员注意一下刑讯的方式，避免用刑过度和指供、诱供，就可以做到既能破案、又不出问题”， [21] 笔者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讯问人员同意或者不反对这种观念。

　　再次，讯问完全封闭进行可以促使犯罪分子认罪。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人与人的沟通完全处于私密状态时，坦诚的交流更容易成功。而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较难突破。因此，相对的封闭性是讯问顺利进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秘密讯问也成为传统的侦查手段。我国基层公安机关的讯问室都是采取封闭设计的，这有利于保证侦查效率。但是，封闭也带来了透明性与公正性的问题。侦查机关在讯问中不但掌握着整个讯问过程的主导权，而且对于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有着信息垄断权。完全封闭的讯问场所，犹如讯问者的私人空间，便于黑箱操作。原包头市公安局某中队队长李某曾经私设了一处行刑室，室内有手铐、脚镣、大头针、手摇电话机等。 [22]在这样一个完全封闭的场所内，讯问过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他人不知”。讯问者采用暴力或者精神压力的手段逼取口供时，被讯问者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即使被讯问者在此过程中被打死，也可能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追究讯问者的责任。 [23]这种环境为刑讯逼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调查表明，我国近些年发现的刑讯逼供案件，无一例外都是处于完全封闭的讯问环境下发生的。

　　如果单从侦查效率的角度考虑，上述讯问环境显然更容易突破顽固的犯罪嫌疑人的防线，更有利于口供的获得。在社会学上看，这是一种功能主义的理性选择。但这是必然的无奈的选择吗？一些学者和实务部门的人指出，刑讯逼供的产生与我国公安队伍装备落后密切相关。不可否认，中国的警力水平（每万名人口当中的警察人数、装备与经费的保障）与西方发达国家尚有一定的距离，刑事侦查的水平也有限，逼取口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快办案进程，以低成本达到控制社会秩序的目的。不过，从笔者所调查的刑讯逼供案件来看，经济水平、侦查条件的限制很难成为当然的借口，因为北京、浙江、江苏等一些经济发达、警察装备良好的公安机关也赫然在刑讯逼供名单中。很多讯问人员逼取口供不是因为无法收集证据，而是掌握了一些犯罪线索，认定犯罪嫌疑人只是认罪态度不好，试图通过口供获得更多得突破。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只能从基本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寻找新的解释。不管当前获得证据的能力和条件如何，获得口供并通过口供而获得其他证据是侦查中最为节省成本的途径。长时间的连续讯问、封闭讯问、采用一定形式的压力，运用暴力或精神折磨的方法，所需要的只是侦查人员的一些体力，而且，这种体力可以通过轮番讯问在内部合理地分担；而由此获得的收益却可能是巨大的，讯问人员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口供获得大量的证据，达到“破案”的目的。如果用成本－收益模式分析，刑讯逼供的潜在成本是来自可能因违法讯问受到惩罚，但是事实表明，被发现并追究刑事责任的刑讯逼供者凤毛麟角，即使不幸被发现，刑讯逼供也已经时过境迁，很多讯问者也因为证据不足而得以全身而退；刑讯逼供的预期收益是“破案”以后参与讯问人员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嘉奖，甚至案件尚未由法院判决，该案的侦查人员已经立功授奖。 [24]公安机关现有的激励体制促进了“理性得”讯问者以较小的成本（刑讯逼供），获得较大的收益（破案和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