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合理性与合法性［26］

　　理论上，合理性（德文Legitimitǎt，英文Legitimacy）与合法性（德Legalitǎt，英Legality）是两个概念含义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合理性，立足于对社会特定的、规范标准的、社会整体性的维护之上，它要说明现存的制度和政权怎样以根本的价值来维护社会的认同。因此，“合理性意味着对一种政治制度的公认”。［27］或者说，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内在基础。另一方面，合法性，在最广义上则是指法律的存在及行为者对法律的服从和遵守。法只有在合法性体系（制度）中才得以实现。在此意义上，“合法性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法得以显现，并向法律人指呈”。［28］合法性，就其本质而言，是与合理性问题紧密相关的：合理性通过合法性表现，合法性应以合理性作为实质内容。

　　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最早论及政治的三种纯粹的合理性统治（Legitime Herrschaft），即依赖于法律规定的“法律统治”（法治，Legale Herrschaft）、依赖于信仰现存秩序和统治权的“习惯统治”（traditionalle Herrschaft）和依赖于统治者人格与魅力的“奇理斯玛统治”（Charismatische Herrschaft）。［29］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于1932年出版《合法性与合理性》一书，从法治、民主、多党制国家、宪法保护等方面讨论合法性与合理性之关系，指出：合法性是一种纯粹后天的法律思考形式（Formen des Rechtsdenkens），而“一旦合法性仅局限于形式主义范围，那么国家也就丧失了其合理性”。［30］

　　二战以后，合理性问题，尤其是合法性（法制）的合理性（Legitimit?t der Legalit?t），事实的合理性关系（faktische Legitimit?tsverh?ltnisse），不仅在法学上，而且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诸领域被展开讨论。1969年，N·卢曼著《通过程序的合理化》，沿着韦伯、施米特等人的思路，强调通过程序实现合理化的意义。他的“通过程序的合理化”意指：合理化不是以法律规范之道德实践证明的形式条件为依据，而是遵守法律裁决、法律应用与法律执行中的程序规定。［31］J·哈伯马斯承袭法兰克福学派一贯奉行的批判哲学精神，考察西方文明发展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着四种可能的危机：经济危机、理性危机（Rationalit?tskrise）、动机危机（Motivationskrise）和合理性危机（Legitimationskrise）。［32］哈伯马斯依据整体性原则构筑起“沟通行动理论”，以期打通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隔膜而达到交流的认同和普遍的共识，为现代民主政治、法治国家指出新的合理化图景。

　　近年，愈来愈多的法学家开始从法学的角度研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在法哲学方面，“法的合理性”（Legale Legitimitat）、“依据合法性的合理性”（Legitimit?t kraft Legalit?t）、“合理性的法”（Legitimes Recht）、“法律决定过程中的合理性”（Legitimit?t bei juristischer Entscheidung）等，成为德国法学家们论证的主要问题。［33］这一理论方向已形成相当强的气势。

　　（六）法与人类形象

　　“人类形象”，是整个人类、人类的群体或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总体映像。自从20世纪初发生所谓“泛人类学倾向”以来，人类形象一直是人类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法学诸学科探讨的课题。学者们面对19世纪以来科学主义思潮的入侵和实证主义分割世界图景的形势，面对 20世纪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危机，强烈感受到需要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反观我们人类自身的存在、人类在整个宇宙中的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困境与未来的命运。于是，人类形象的再审视，成为一切学问的中心问题，［34］当然也是法哲学所要探索的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法律是调整人类的群体或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规范。所以，如何看待人、人性及人在社会生活中呈现的映像，对于立法者如何正当地制定法律，执法者如何正确地应用法律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形象的表现是多层面的：好与坏、善与恶、贫与富、强与弱、自利与利他、仁爱与残暴、文明与野蛮、和平与好战，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些两极属性矛盾地交织、组合，就构成了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现实形象。法律的作用表现在：它通过制定人的行为模式，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以此树立理想类型的人类形象，导引人类生活秩序趋于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