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代理意见”中存在的问题，教师给学生留下了课外的作业，让同学们围绕监护理论、监护的法律依据，思考学校对未成年人在学校或幼作园受到伤害的责任是监护责任，还是保护责任。学生们认真查找现行有关规定，教科书及相关资料，既独立思考，又相互协作；利用各种学习资源，准备各自的讨论意见。学生们通过讨论、沟通、交流、磋商等自主和交互式学习，在真正弄清了监护人、监护职责、监护责任的概念基础上，明白了监护责任是依附于监护人的，随监护人的转移而转移，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不可能自然转移给学校或幼儿园。学校或幼儿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管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是监护人将部分或全部监护职责委托给了学校或幼儿园。随后，学生们对自己的代理意见作了修改，依法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教学实践证明，教师只有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学生的心灵，才会给予教学对象宽松的对话环境，使他们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经验和情感。这不是一种认知层面上的理解，也不是行为上的模仿，而是互动双方在情感上和精神上的共振。平等对话式教学过程中观点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理解并不等于同意或服从对方，而在于学会容纳对方，与不同意见和平相处。因为平等对话的本质就是互动双方可以相互补充，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因此，出现冲突并不是坏事，冲突是前进的动力，而思想上的不协调往往是思想飞跃的前奏。平等对话式教学法的探索，为从事应用法学教育的教师进入更高层次的教育境界铺垫了道路。

    三、利用疑难案例提高学生“做”的技巧

    虽然平等对话式“临床”指导可能会“去掉讲授者的权威”，但是对话的完成必须依赖一定的条件和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双方具有尊重对方、维护多元的态度。双方通过平等对话建立起对对方的信任。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努力创造容忍与尊重不同意见的对话环境，容许“众声喧哗”，只有感到自己被尊重和被欣赏，互动双方（尤其是学生）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除了宽容的态度以外，平等对话还需要双方彼此相互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平等对话，理解构成互动双方的核心要素。既然是平等对话，就不是单方的独白，也不是双方各说各的，而是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达到理解。理解的目标是导向知识共享。

    指导教师与学生共同接待当事人并代理案件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教师居于指导地位。通过实案代理使学生知道如何与法官、检察官、对方当事人及其委托人打交道，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习惯。根据实案代理的特点，为有效地提供法律服务认真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例如：事实准备——详细、准确地把握案件事实，包括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审阅有关资料等；证据准备——证据搜集、认定，梳理案情，理出焦点；法律准备——判断案件的法律性质，预测其诉讼前途，向当事人说明案件的利弊。教师既注重事前指导，即学生每接受一个案件，都必须写出“案件代理计划”，送指导教师审阅后实施；也注重事后指导，即学生在每一阶段的工作完成后，向指导教师汇报，教师给予指导。实践证明，能力的培养不仅与学习的内容有关，而且与学习的过程和方法有关。能力教育是教师支持型教育，而不是教师主宰型教育。因此，“中心”指导教师在具体指导学生办案过程中，不是作为知识的拥有者和传道者，而是作为学生实践活动的支持者、指导者、组织者和促进者；不是作为问题的设计者和解答者，而是作为与学生共同探讨新问题和答案的参与者，充分利用疑难案例指导学生“做”的技巧。“徐洁诉孙其福故意伤害案”的援助过程，就是最好的实例。被害人徐洁系某中学女教师，某日家访途中被肇事者孙某撞伤，并将其拖行达百余米，造成被害人重伤致残。“中心”接受被害人的委托代理此案。该案的焦点在于定性，即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是故意伤害罪。由于案件已历经二年多，很多证据已湮灭、肇事车辆已锈烂不堪，证人无法走访，重构证据体系异常困难。为了在证据方面有所突破，师生共同努力，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沿行车线路调查、现场勘查、模拟行车试刹车装置和检测车速、走访目击证人，广泛搜集证据线索、重构证据体系；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排除伪证，对“无刹车”还是“不刹车”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使案件取得了突破。经再审程序，对被告人的行为定性由交通肇事罪改为故意伤害罪；二年有期徒刑改为十五年有期徒刑；民事赔偿28万元改为57万元，有效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