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钦、德姆塞茨等人的理论基础上，麦克“詹森（Michael Jensen）和威廉姆”麦克林（William Meckling）等人发展了企业契约理论，并提出公司是一个“合同集束”的观点。受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法学界愈来愈重视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从现代企业理论的角度看，公司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只是这种复杂性契约关系的核心要求和体现。治理结构重在强调公司内部稳定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形式，而治理机制则意味着在稳定的基础上随机变化以求尽可能适应各种不确定性。所以实务中“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术语的过度使用，容易使人们误以为公司治理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纯技术性构架，而忽略了其更是一种灵活而机动的体制性安排。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代表着不同的制度安排，人们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中做出选择，实际上是权衡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比，从中找出一种成本收益比最小（或最大）的制度安排”。[4]而“公司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制度，并通过制度来加以保证，公司任何关于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规则和制度都可形成治理机制”。[5]

　　公司治理的独特性在于，公司本身是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相互缔结的契约的联结体，而现实中的契约总是不完全的，契约本身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一般认为将企业资产的剩余控制权（Residual Claim）和剩余索取权（Residual Ownership）配置给同一的主体应该是有效率的。然而，根据伯利（Adolph Berle）和米恩斯（Gardener Means）对美国几百家工业股份公司的考察，所有权与经营权客观上普遍发生了分离，由此，“二权分离”所导致的代理人问题成为日后英美等国公司治理的焦点所在。西方许多学者据此提出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克服因“两权分离”而引发的管理者偏离股东的目标问题，亦即如何控制管理者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行事问题。目前，有些学者认为代理人问题只是存在于英美市场国家（因公司股权普遍高度分散），并不适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治理模型，而且也与现代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理念不符（因代理人问题侧重于股东权益的保障）。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两权分离”以及代理链条的出现和延伸，是市场专业化分工和整合之后的必然，是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成熟后的客观要求。有学者指出，从私人企业向股份企业的转化，与其说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不如说是企业家职能的分解，作为企业家职能的经营至少应该包括资本经营和管理经营两个层面。[6]“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分散持股会导致代理人成本，集中持股也会遇到成本问题。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企业的管理人员会乘机巩固自己的职位（entrenchment ），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股权集中的企业里。德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7]所以，无论我们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如何深化、理论上如何推陈出新，在市场机制的客观作用下，公司治理要面对和解决的仍然首先是代理人问题——它是公司治理的基本面。离开代理人问题讨论公司治理，任何治理机制的改革都极有可能会出现“舍本逐末”、“南辕北辙”的后果！

　　二、影响公司治理的要素

　　由于公司治理的多角度和多维性，我们不妨将其视为一个目标函数，那么影响公司治理这一因变量的自变量主要有哪些呢？

　　1.公司自身的股权结构和运行机制。“公司治理机制的形成与企业股权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在单个股东持股25％、50％或更多时，‘搭便车’（free riding）的问题不易产生，由于投资者愿意对企业进行监督，如果企业经营失败，投资者通常倾向于更换企业管理层，而无须借助收购市场、外部董事乃至破产机制来进行监管。相反，在公司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国家，接管收购的现象就较为普遍”。[8]而公司股权的分散与集中程度，亦决定了公司治理路径的根本不同：如果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则决定了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代理人问题（管理者侵占股东的权益）；如果公司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则决定了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除了代理人问题外，还包括如何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此外，股权的流通程度与公司的治理绩效一般亦呈正相关，当然这必须有赖于规范而成熟的证券市场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形成。客观地说，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所面对的市场压力远小于英美公众持股的管理者，且其职位的稳定性相对呈现出超强的态势——甚至在企业出现巨额亏损时亦不例外，这种不合市场规律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有股不能全流通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