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的指导下，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了“外国法研究所”，从1988年起已发展成为“比较法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所比较法研究机构，它有几个研究组：大陆法、普通法、北欧法组；苏联东欧法组；日本法组；伊斯兰、印度法组。此外，1986年开始编辑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法刊物《比较法研究》季刊，已刊登中国和美、德、日等外国学者关于比较法研究的论述，以及译文。

　　在比较法的出版物中，除了上述各种法律期刊中大量的论文和译文之外，各部门法学也陆续出版比较法研究专著或翻译丛书，如比较宪法、比较刑法、比较刑诉法、外国刑法学、外国法律知识丛书等等。法国达维和罗迪埃的比较法概论已有中文译本，茨威格特（Zweigert）和克兹（Kotz）的《比较私法概论》的许多章已被译成中文。梅里曼Merryman的关于大陆法系的论著也已经被介绍到中国。

　　为了促进学术交流，中国的法学教授、研究生和大学毕业生陆续到欧美、澳、日本各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讲学研究，另一方面外国法学界人士到中国进行访问，和中国法学界、法律学院合办了法律教育讲座，举办了各种学术讨论会。这一切对于比较法在中国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比较法的发展是当代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但是要求人们普遍地清楚地认识比较法的价值，把它作为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实现改革与开放政策的一个有效工具，把它作为法律科学的独立学科，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且在各法律系本科开设比较法课程，在实际工作中有计划地、正确地运用这一工具，在理论上对比较法学的方法论及其发展的问题取得进一步的认识，这一切尚有待中国法学工作者们作出更大的共同努力。

　　五、展望：中国比较法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这里，我们提出比较法在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若干迫切的问题，以供共同探讨。

　　（一）对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的态度问题

　　比较法的历史表明，对待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特定的法律不进行具体分析，有所区别，一揽子采取完全敌对或者蔑视的态度，不仅不利于日益密切的国际关系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可能导致自我封锁，不利于本国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不加区别盲从或完全赞同也是不正确的；如果甚至盲目照搬别国的法律制度，不顾本国国情，势必导致失败。因此在对待作为研究对象的别国法律，特别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法律时，必须保持科学的客观的态度，避免民族沙文主义，同时防止盲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中国特定的国情，在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时，是否应当无条件地否定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法律制度，而无条件地赞赏或仿效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法律制度，这是一个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根据笔者的不成熟的看法，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从总体上考察，确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属于不同的社会阶段，因此在某些带根本性的阶级性的法律制度上彼此是不可能取代或者趋同的，但是某些法律制度特别是法律技术、程序，在不存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本质的规定性与排他性内涵的情况下，各国可能取得共识，相互借鉴或吸收，“去粗取精”，经过改造是可能加以利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是特定时期人民群众在艰苦斗争中赢得的胜利果实，并不是资产阶级本身或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相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创建的历史成就，尽管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可能强行据为己有，排斥其他阶级共享，从而加入其阶级特性和独占性，但原来它毕竟是人类法律文化的共同遗产。因此，在比较研究不同社会制度的法制时，必须采取历史辩证法的观点，进行科学的具体分析，恢复其历史地位，辨别其功能和社会效果。在评价借鉴或引进外国法制的问题上，必须在宏观上和微观上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考察，一切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促进国家富强和本国国情的实际的角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