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系的判例法传统，实际上就是普通法传统。普通法是具有历史性的，它是源于11世纪以来的数百年间，英格兰法院判例所累积产生的法律规范。判例在历史上的反复适用、不断说理与自证，使普通法产生了极强的生命力。普通法具有某种超然性，它被西方学者誉为“人类完善理性的自然表达”，“在英国人眼里，从法是情理这个观念引出某种符合传统的法的超国家或更确切地说非国家性质的意识。” 普通法中法与法律相区别的观念，使普通法本身具有一种近似于“自然法”的天然魅力。普通法具有开放性。一方面，普通法的一个固有原则就是在所谓的“殖民地开拓地区”推行普通法。随着英帝国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普通法推行到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许多地方，这样就形成了世界性的普通法系；另一方面，虽然英国普通法被虚构地声称为固定并根植于中世纪英国的惯例上，它并非静止的。事实上，它是根据英国社会政策需要和价值而不断进化和演变的。 普通法具有统一性。“Common Law这两个词一般在使用时是无标签的。人们不愿把普通法看成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它是‘各英语国家的共同遗产’。作为共同遗产，要求它起罗马法直到编纂法典时代在欧洲大陆起过的作用。” 普通法原本是中世纪英国为统一英国司法权而力图普遍推行于整个英国的统一习惯法，而普通法的发展及普通法系的形成，则使普通法发展成为各英语国家和地区的统一法。在普通法系内，英国法院的判例被视为最正宗的普通法，常常得到优先适用。此外，“普通法系内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院常互相参考、援引法系内其他国家的判例法，而英伦普通法就是把这些不同国家的法制连接在一起的因素。” 普通法的统一性，集中地表现在普通法的传统特色为普通法适用地区所共有，这包括遵循先例规则、判例法方法和诉讼中心主义等。普通法的统一性，还表现为普通法的基本原则为普通法适用地区所共有，这包括：（1）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均为允许；（2）任何人的利益因判决而受到损害时，应得到公正的聆讯；（3）在民事法中，受到损害的人应得赔偿。 普通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涉及到公、私法领域的许多方面，普通法的上述基本原则，保证了普通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在各个普通法适用地区趋于一致。英联邦的存在，对于加强普通法系国家普通法的统一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英联邦的30多个成员中，绝大多数属于普通法系，并在整个普通法系中占绝大多数。自1931年英联邦成立以来，在审判程序上取消了对英国枢密院的上诉，但仍有一些国家保留了这种做法。此外，尽管英国上议院和高级法院的判决在英联邦成员国的法院中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拘束力了，但仍具有说服力。

　　（二）大陆法系法典法之唯理论基础与普通法系判例法之经验论基础

　　大陆法系的法典法（特别是民法），与罗马法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承袭了罗马法后期经查士丁尼皇帝编纂法典而成的理性主义形式，又与由古典时期之后的罗马法衍生而成的教会法有渊源关系，同时，它深受欧洲大陆源远流长的自然法观念的影响。这种形式的法律，大部分是理论深厚的法学家努力研究的结果，它代表着高等学府中根据理性主义的精神，用演绎法和分类法追求各种观念和逻辑原则的传统。

　　17-18世纪，资产阶级新哲学与经院哲学的斗争，在欧洲以唯理论（理性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时欧洲大陆数学、力学发展比较快，一切知识似乎都是由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推论出来的，而且只有在公理系统中得到证明才能认为是确切无误的，因此就形成了所谓的唯理论。同时，也因为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较慢，天主教力量比较强，许多坚持科学真理的科学家，如16世纪的塞尔维特、布鲁诺，17世纪的伽利略，都受到了教会的残酷迫害，这就迫使科学家和思想家们把他们的思想掩盖在神学的外衣底下，唯理论的形式对他们方便一些。对资产阶级唯理论哲学体系有过重大贡献的，是法国的笛卡尔、德国的莱布尼茨和荷兰的斯宾诺莎。唯理论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感性认识的实在性，认为只有人性才靠得住，主张人性在于人的理性，理性对于道德内容和标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