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得我们回到渊源论的第一个论点上来。这一论点建立在法律的习惯性基础和承认习惯的基本构成性的本质上。我已经在其他地方相当详尽地论证了这个论点是如法律的这样一个社会实践的一个实质因素，这个论点建立在构成性的习惯基础上，即建立在一组决定实践是什么和一个人如何着手从事实践的习惯基础上。现代法律体系的承认规则规定了法律如何被创制的方式，并且是通过将法律创制与既定的习惯性的确定的渊源联系起来的方式规定的。[2]那么，它为什么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情形即这样的习惯仅仅依据道德或者政治争论同样构成承认法律的种种方式？基本上，这种情形不会出现因为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习惯并不能构成什么。在决定人们应该依据道德推理去行为的过程中，构成性的习惯并不起任何作用。除了习惯，政治、道德性、伦理和类似的考量因素都对我们的实践推理产生影响。只有通过确定某些明确的方法时，构成性习惯才能有意义，通过这些方法，上述道德的、政治的和其他类型的关系成为法律的组成部分，即习惯性地建立的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而这正好是承认习惯所做的：承认习惯构成制定法律、修改法律、适用法律以及类似情况的实践。

　　实际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习惯的确在型塑我们的某些道德观念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点显著地表现在关于所谓的“厚重的”道德观念上。这些厚重的观念的内容如“羞耻”、“贞洁”、“有礼”等等，部分地是由社会习惯决定的。我不想否认这一点。但这里的问题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决定我们应该依照道德推理行为的过程中，构成性的习惯并不起任何作用。除了习惯，道德和其他实践性的推理都会起作用。习惯可以构成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下道德地行动的内容一部分（但仅仅是部分）。但是，习惯不能构成依据推理而行动的理由。

　　人们很容易因为假定承认习惯本质上是由一个对法律确定性的认识因素所推动的而误解承认习惯的构成性功能。被认为是实证主义的一个普遍性的观点是除非法律被习惯性地认同，否则它都将是不确定的，并且在实施某些道德和谨慎处于模糊或者容易引起争论的状态的事件时失去了自身的理论基础，否则法律在实现其公认的社会道德－政治上的功能时会面对困难。[3]这两方面所关注的法律确定性都是离题的。构成性习惯的功能或者要点不在于实施我们的生活的确定或不含糊的方面，而生活的其他方面还保持着不明确和模糊的特点；它们的要点在于构成一个有价值的和值得参与其中的社会领域。例如戏剧的构成性习惯不是提出一些更明确和更具体的事先存在的概念，而是一些模糊的关于戏剧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在习惯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事实确实如此。离开构成性习惯，就没有任何戏剧（也没有戏剧的概念）。离开了构成性的承认习惯，就没有法律实践。因而，通过主张法律的构成性习惯的基本原理决定了道德和政治推理成为法律一部分的方式，我们没有必要认为这样的习惯的功能是把一些模糊的、不明确的事物变成更确定、更具体的事物。这种观点不是偏重在此强调确定性问题，而是重视由习惯构成的一个社会实践的观念。习惯决定了实践是什么；习惯的功能是构成性的而不是认识的。

　　我冒昧地猜想一些批评家可能犯了这个错误，因为他们趋向于混淆承认规则的功能与法律自身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功能，前者构成了被认为是法律的东西，而后者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这种混淆的确真实，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律的众多功能和目的之中，这种混淆适合于许多有认识特征的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在那些法律在众多的领域中能提高的价值之中，并且法律的部分正当性源自于它所适用的认识功能（当然，更确切地说在法律具有合法性的意义上）。但是这毫不影响承认规则的特殊位置，也就是要再次指出的它是构成性的而非认识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主要的论题上来。我所论述的习惯，不能仅仅通过道德的和政治的论证来决定制定法律的方式，因为在这样的论证中它们不可能拥有任何构成性的功能。习惯不能构成依照道德推论而行为的理由；它们只能形成一些特殊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行为（或观念等）能形成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实践。 [4]或许我要补充的是在此根本没有习惯能履行的同等的功能。一个同等的习惯在道德－政治推理领域仅仅能决定在我们必须达到一个我们如何行动的统一而又不能凭我们自己达到这个统一时我们必须听从谁的。但是习惯不能使法律依赖于道德因素。相反，它使法律依靠行为人的决定（或者其他一些决定程序），而该行为人已经被习惯授权去决定在如此情况下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