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典当田地房产，有定明期限、亦有不定明期限者，惟各地习惯，赎田常为春前秋后，盖农家种地在播种前必有种种准备，若赎地时期漫无限制，则狡黠者往往延至播种使行抽赎，于典主之损失殊非浅鲜。这种关于典地回赎期限的习惯不但见于全国大部地区，而且往往移用于租佃关系，成为起佃、撤佃应为遵守的习惯”[49].

　　这里的记录显示，租佃土地通常以一年期为习惯起始，而且似乎事前并无具体明确的退租时限规定，否则为何明知地要被赎回，还要作播种准备？或者，即便有这种约定，也须以春前秋后为改限。若按照分成租的民间惯例（主二佃八、主三佃七、主一佃二、主四佃六等），以及土地所有者有绝对的决定力量之传统，[50]出典人可以要求加典，也可以找贴作绝，典主不得留难；[51]更有“临时讨价还价”的例外常规，用于纠正以前过低的租价。所以，根据新的收成随时调整租金分成-等等的习惯法规论说，上例两村委会及村民的集体行为似无大的不妥，因为，从习惯法的立场看来，村委会应代表本村村民（而非外来租地者）的利益。违约的村委会再三声称，收回土地为的是租给本村村民，财产是集体的，他们有权分享，为什么现在只能看着别人受益？可见双方没有共享的规则，都用自己的规则保护自己人而不是“别人”，于是冲突持续至今。在这里，乡规民约对人不对事，在不同共同体（自己人与外人）之间缺少共享（公认）原则-等等特点，清楚地显示了它处理秩序的范围只限于特殊主义的社会结构。而且，在遇到纠缠不清的问题时，它并不求助它者之裁决，而是希望它者支持自己-也就是说，它承认它者权威的前提是：它站在我这一边。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乡规民约，任何其它的法律规范都有竞争管辖权的涵义，国家法律当然不受欢迎，也得不到经常的介入邀请。

　　那么，“送官法办”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一般而言，习惯法不允许“直诉官府”，而遵循“先由村落处理”的原则，同时，村落组织的优先调解执法权亦被国家所承认，他们要求“禁止径行诉到官府”（高其才，1995：页78-79）。现代的乡规民约将“送官法办”视作处罚之一，在村民的眼中，“送官法办”往往意味着，所犯错误已经无法在村内通过检查、处罚或调解解决。“官办”与“村办”的分野，通常不仅是指法令依据和原则的不同意见和解释，而且是指错误性质和严重程度的变化、以及当事人需要付出的诉讼成本将大幅度增加。更深一层的，送官法办还意味着，公事公办-即更少有求情疏通轻办的机会，人们理所当然尽可能避免之。人们需要并依赖在熟知的人事范围中解决问题，以增加自己和关系网络的影响力，但内部办理客观上增强了乡村组织的控制地位。在这方面，上面提到的1899年发生的故事，与当代村庄治权的情节本质上并无两至。

　　乡规民约确定了个体对于村落的归属关系，由于这种归属关系的存在，个体成员的权利才受到它的承认，个体才有资格要求共同体对其生存提供支持、给养和保障，比如划分住房宅基地、承包土地、房产、鱼塘和山林，享用供电、供水和农用机械等。这说明，村民生活的一般权利并不在抽象的意义上由国家或宪法授予，而是在实际意义上由它们所生活的初级组织授予。村民首先是生活在这种初级组织中，然后才生活在宪法确定的权利关系中。初级组织对于村民权利的优先认定权被当前的社会体制所认定，离开了这种初级组织，他的一般权利-如上所述：划分住房宅基地、承包土地、房产、鱼塘和山林，享用供电、供水和农用机械等等，并不能从其它的社会单位中轻易获得，也无法从国家宪法赋予他的抽象权利声称中获得。可以说，基层组织，在这里，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其它组织的授权有效性，它事实上是被“同意”代替宪法组织实现村民一般权利的基本单位。

　　这样一种社会建制运行的条件，是对个体权利、个体对组织进行社会选择的限制。在乡村，可以由于出生、继承或婚嫁进入这种社会单位，取得天然的生存权利。除了通过受教育或提干等途径合法进入其它社会单位之外，对一般的农民而言，它们不能通过流动、自主选择、外村求职或其它方法选择社会单位，除非它们愿意放弃那些权利待遇。农民的身份和权益必定与一个无可选择、也无可替代的组织相联系。这个组织拥有对他们权益进行解释的地位，当它们出嫁或生老病死，该组织即会收回他们的待遇和权利，或作价出卖，或充公，或转给其它有此权利的人，以防止外村人享用本村的资产。这样一个裁决地位，显然使村庄政权比法院更有效地进入了村落生活秩序，因为它规定着村民的权利，并通过对分配和服务的控制，实际上控制了这些权利的实现。在前面提到的一个案例中，村委会主任给薛某的通知称，虽然法院作了判决，但村委会“不能执行，仍然决定将王某的土地收回分配给薛使用”-这决定显示了，在村民生活秩序中，村级组织高于法院组织的涉入地位、以及村规民约高于法律条文的涉入地位。这种地位确保了村级组织的几项重要权力：对于村民财产转移的实际控制权，对村民资格声称的解释权，以及对冲突的裁决权。另一个上面提到的案例说明，村级组织对于村民房产和地产具有无可怀疑的回收权和变卖权，而其回收及变卖的“协议”，并没有原房产所有者参与，只有（村级组织）甲方作为所有者和受款者选择买家。所有这些行事规则，都强化着集体组织-基层政权的权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