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然性，在多个层面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法的产生与价值。

　　首先，由于人具有自然性，人就必须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途径和方式如何，就有道德上的正当与不正当、法律上的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用劳动、交换的方式，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如果采取诈骗、抢劫、抢夺、偷盗等方式也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这种方式必然会危害人类的生活秩序，危及人类的生存。对此必须予以禁止。但是对于这种获得方式，仅靠道德是无法彻底禁绝的。道德难以制止其中的恶行，于是在这个意义上，远比道德更有外在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法就有了产生的必要。法也就获得了弥补道德不足、实现道德原有期望目标的价值使命。 其次，人的自然性，对于法的某些价值追求来说具有直接的决定与根据的意义。人是自然的人，自然生命的存在与安全必然被放到相当首要的位置加以特别强调。当原始社会规范、道德都无力保护人的生命的生存、安全的时候，法的价值也就凸显了出来。应当说作为法的价值的生存、安全，首先就是源于人的自然性的。没有人的自然性，断无谋求生存、安全之说。法的其他许多价值也无不需要以人的生存与安全作为最基本的依据和前提。

　　（2）人的社会性是法的价值的重要依据

　　人总是社会的人，必然具有社会性。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与其他生命体的根本区别之一。 首先，从人类来讲，人类的起源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就是人与人的结合的产物。人类原始时代的群体，也就是当时的社会。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历程中，群体是人类进化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有群体的存在，才可能有人的存在与进化。

　　其次，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来看，人是在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就个体的人来说，不可离开人类而孤立地生存在天地之间。人们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工作单位，从一个工作单位到另一个工作单位，其实都是在社会中的位移而已。

　　再次，人的活动与潜能的发挥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人如果是绝对以个体状态存在的，那么其活动就不会具有社会的意义，其潜能的发挥与否，就缺乏评价的主体和评价的准则。因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人的社会性为法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并决定着法的价值设定。

　　首先，人的社会性为法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人如果不是社会的，而是绝对孤立的存在，当然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也就没有与他人合作、与他人交换、被他人侵犯等问题。法总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因此，人没有社会性，就不可能有法的产生，法也因此而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根据。 其次，人的社会性是法的某些价值的最直接的基础与来源。如秩序、平等、公正等，他们都是以人的社会性作为自己最根本的依据的。有人与人结合的社会性，才会有人与人之间具有稳定性或一致性或连续性的关系状态-秩序。人的平等总是在人与人的共存中提出和要求的。仅就一个人来说，平等是没有意义的。个人的平等因没有参照系，也就无所谓平等或不平等。公正，之所以叫公正，就不会是没有社会性的人所能具有的。公者乃多人之谓也。没有社会性的人当然不存在“公”的可能。

　　（3）人的意识性是法的价值的重要依据

　　意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又一重要属性，它指的是人所具有的精神属性。

　　人的意识性，使人的劳动区别于动物的劳动，并具有创造的性质。如果人没有意识，人的劳动与动物的劳动就没有区别。“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