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一部分 引言 第二部分 合同解释的基础性问题一、 合同解释的含义及其类型 二、 合同解释的对象 三、 法律解释和合同解释 四、 合同解释的法律性质第三部分 合同解释的具体规则 一、 大陆法上的解释规则 二、 英美法上的合同解释具体规则 三、 小结第四部分 合同社会化对合同解释理论的影响 一、 合同解释社会化之具体表现 二、 合同解释社会化之检讨第五部分 结束语

　　关键字： 合同 解释

　　第一部分 引 言

　　法院就具体合同案型而为判决时 ，为适用法律以确定合同的法律效力 ， 一方面应明确适用之法律的意义 （ 进行法律解释或称找法活动 ）， 以定逻辑上之大前提 ， 他方面须明确应受适用之合同的意义 ， 以定逻辑上之小前提。因此 ， 英国法官丹宁勋爵说 ：“ 在法律的日常实践中 ， 最重要的问题是对文件的解释。 ” 此所谓文件 ， 表现在合同法实践中 ， 包括法律文件和合同文件两种。由此可见 ， 合同解释是合同法理论与实践中最具普遍意义的问题。事实上 ，自罗马法以来 ， 它也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立法和司法的重视 ， 从而成为各国合同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 ， 在合同自由法制下 ， 当事人间的合意是合同成立的决定性因素 ， 同时也是法律赋予合同以效力的依据。然而 ， 合同内 容恒须透过语言、文字之表示而显现 ， 其内容不尽明确 ， 为事所常有 ， 故非借解释而为阐明 ， 其内容即难显明。于是 ， 法院之司法权力借解释名义而进入当事人之意思自治领域 ， 不仅在所难免 ， 而且势为必要。因此 ， 合同自由法制下 ， 一方面应承认合同解释的必要性 ， 他方面又必须限制法官解释之随意性 ， 此或为本文研讨之主线。

　　以上所述显然说明 ， 合同解释的意义只有在合意主义的法律体系中才能成立。因为正是合意主义将当事人的合意当作法律赋予合同以效力的依据 ， 只有在此时法院才有必要去探究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而在形式主义的法律体系中 ，由于形式决定了内容 ， 所以仪式的完成不仅是合同成立的必经程序 ， 同时也是确定合同效力的决定性因素。可见 ， 在法律极端注重合同形式而忽视当事人的意思的情况下 ， 是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合同解释制度的 ， 此为学者一致认同。

　　在罗马社会早期 ，“ 粗糙形式的和成熟时期的‘契约 ’ 间存在着 一个很远的距离 ”， 罗马人 “ 把一个契约长期地视为一种不完全 的让与 ” . 于是财产让与的仪式 （“ 曼兮帕蓄 ”） 被引用到契约缔结中 ， 此种用于使契约缔结庄严化的铜衡交易行为称为 “ 耐克逊 ” “ 耐克逊 ” 对形式要求十分严格 ， 不仅要求交易当事人 亲自到场 ， 说出规定的套语 ， 履行铜片的交付手续 ， 而且需要5位证人和1名司秤到场作证 ， 交易方为有效。显然 ， 这种法律效力完全取决于规定的交易仪式 ， 而轻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交易形式 ， 是无须借助解释而阐明 ， 补充或修正当事人意思的。随着罗马法 的演进 ， 合同也逐渐摆脱了原始的耐克逊形式而先后产生了口头契约、文字契约、实物契约和合意契约四种形式 ， 其中前两种称要式契约 ， 属市民法调整整范围 ， 后两种称略式契约 ， 是万民法的产物。对于要式契约而言 ， 如果未经特定的仪式或形式而使债附 加于合约之上 ， 则当事人的 “ 合约 ” 只能是 “ 空虚合约 ”， 在市民法上不具法律效力。显然 ，“ 建立在庄严词句上的 形式主义表述是其典型特征 ”， 此种形式主义极大地限制了合同解释制度在要式契约中的发展。所以 ， 在罗马早期的法律体系中 ， 要式合同属于市民法上的严法行为 ， 受严法诉权的保护 ， 法官仅就合同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 作为确定其效力的唯一标准。对合 同的解释 ， 也只能以合同所载文字含义为准。到了商品经济的发 展带动法学昌明的时期 ， 罗马法中出现了所谓的诚信契约 （ 包括诺 成合同和要物合同的一部分 ）， 它受大法官和诚信诉权的保护 ， 法官不受契约字面含义的约束 ， 而应探求当事人的真意 ， 并可根据公平原则对当事人的约定进行干预 ， 此可谓现代合同解释制度在 罗马法上的萌芽。应注意的是 ，“ 在罗马法中 ， 那些不采用任何形式即可构成契约的债因总是表现为例外 ”，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合同解释制度在罗马法上表现得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