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赠人是赠与活动中的受益方，在赠与合同中一般处于“受动者”地位。依《民法通则》第九条有关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从纯获利益角度考察，受赠人主体资格限制条件就比赠与人条件少得多。这一点亦体现在赠与合同的其他规定上。同时，赠与合同中主体双方都可以附有相应的权利义务，是故受赠人主体资格亦要有所规范。有鉴于此，本文就下面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论述：

　　1、胎儿。胎儿作为母体未成熟之“拟制孳息”（本文用“拟制孳息”一词以阐清文意），在出生前与母体同呼吸、共命运，是母体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否则，则其生命健康就有遭遇不幸之虞。因此，胎儿对母体具有天然的依存性，且从生理上看，此种依存性超越其他一切外界因素之影响，具有稳固、持续性特征。是故对台儿作为受赠人主体资格应作如下分析。

　　（1）直接以胎儿名义为受赠人主体的合同。依《民法通则》之规定，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得为民事法律关系之主体。而鉴于对胎儿利益之保护，《继承法》第20条规定分割遗产时对胎儿之保护份额。日本民法典第965条亦规定胎儿之受遗赠权。然此保护可否适用于赠与合同？本文认为这种行为在法律上不应成立，原因主要有：

　　第一、赠与是合同行为，构成合同必须具有双方合意。但胎儿作为“拟制孳息”根本无诸如“行为”及“合意”等意思表示之可能，亦即不可成为订约主体。因此，从订立要件角度考察，该赠与行为不能成立；

　　第二、从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区别来看，一般情况下，民事权利能力乃民事行为能力之前提，主体虽无行为能力但可为权利主体（宣告死亡制度除外）。赠与合同适用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却不适用于无民事权利之主体。这里，有人不免产生疑问，胎儿与婴儿一样都无民事行为能力，且其受赠乃纯获利益的行为，为何婴儿可成为受赠人主体而胎儿却不能适用？且从国民道德心理及保护胎儿利益出发，对纯获利益行为理当首肯。然究其根源，两者之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享有权利主体资格。胎儿不享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亦即无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是故不可构成私法之主体。

　　第三、从赠与同继承的比较上看，继承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依公民的死亡而发生，对胎儿份额之保护，是从社会稳定角度考虑，因为对一个尚未成权利主体的胎儿来说，发生继承上的事宜，本身就是很不幸的事情，而且他（她）出生以后，还得面临社会现实生活的各种压力与挑战；但赠与却不同，赠与是一种单务给付（通常情况下）行为，且对受赠人言为非固有利益之增加，虽其多半出自道德之原因，但不是法定的。

　　第四、从赠与同遗赠的区别来看，遗赠成立与否，并不是以相对人的同意为要件。遗赠人行为属形成权范畴，且受遗赠人接受遗赠时，只承担财产权利而不负债务，因而遗赠人死亡时已受孕的胎儿可以作为受遗赠人；①但赠与行为需双方之合意，非属形成权范畴，且胎儿于腹中自己无合意可言，故其不可成为主体组成。第五、从其社会功能看，通过对直接以胎儿名义进行赠与行为行为之否定，就可从一个侧面杜绝“包二奶”之类现象滋生。盖此现象背后之当事人均无意于公开其隐私，而“二奶”生活费用须有人承担，而承担之人又慑于法律之威严，只可于其他间接途径，即选择以胎儿为对象进行所谓虚假赠与，而实际提供“二奶”的生活资料，是故确认此类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可达树文明新风之高标，意义堪为深远。

　　（2）母体参加受赠人主体的合同。如前所述，胎儿对母体具有天然依存性，基此，母体得成为胎儿将来利益而谋求任何机会，从而可成为赠与参加人之受赠人主体，但应注意，此“母体”乃胎儿及孕妇之组合体，具有双重性，且直至分割顺利完毕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