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合同法》51条之规定尚有漏洞

    德国民法第185条第2款规定，“权利人追认处分时，或处分人取得标的物时，或权利人为处分人的继承人并就遗产债务负无限责任时，其处分为有效。但在后两种情况，就同一标的物有数个不能相容的处分时，仅限于最先的处分为有效。”台湾民法118条2项也有漏洞，惟藉“类推适用”而为填补。民国二十九年上字第1405号谓：“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为处分后，因继承或其他原因取得其权利者，其处分为有效，民法第118条第2项定有明文，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为处分后，权利人继承无权利人者，其处分是否有效，虽无明文规定，然在继承人就被继承人之债务负无限责任时，实具有同一之法律理由，自应由此类推解释，认为其处分为有效。 ”（注：转引自王泽鉴：《民法总则》， 台湾1999年版，第22页。）此所谓“类推解释”实应为“类推适用”。至于数处分权抵触者，最初之处分为有效，例如，甲以属于乙所有之债权，始则让与于丙，继复让之于丁，嗣甲因赠与关系，取得乙之债权，此时唯让与于丙之处分行为为有效。（注：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段。）我国《合同法》第51 条与台湾民法第118条2项存在相同之漏洞，应通过类推适用来处理。

    五、脱法合同和违法合同

    《合同法》第52条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民法通则》第58条1 款5项、7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无效。

    1.强行法、任意法

    法律规范得分为强行法与任意法（又称强制法ius　cogens；zwingendes Recht与柔性法ius dispositivum； nachgiebiges Recht）。前者谓不容当事人以自己之意思，任意变更之法规；后者谓唯于当事人间无特约时适用之法规，从而当事人之特约得排除或改变柔性法之适用。《民法通则》58条1款5项只提“违反法律”，而其所谓“法律”，在我国对法源论缺乏研究之情况下，将很多非为法律性质的东西塞于“法律”之名称下，加之，对“法律”又未区分其特性而为解释，致使实践中大量的合同被宣告为无效，对经济流转，殊为不利。现行《合同法》在这方面作了双重限制，一方面把“行政法规”与“法律”并列，从而使“法律”一词从广义的“法”之同义语，一降而为按特定程序而具备法律之形式的“法”，范围上自较前为小。另一方面专门提出“强制性规定”，从而把任意性规范对合同效力之影响予以排除。这样做，无疑使法律生活更趋稳定，法律后果可得预期，确是进步之表现。

    2.对此处之“强制性规定”一语应从强行法之同义语角度予以把握

    在学理上，有学者区分法律规范为强行法与任意法，而在强行法之下又区分为禁止规定和强制规定。强制规定者，法律命令为一定行为之规定也，禁止规定者法律命令不为一定行为之规定也。（注：史尚宽：《民法总论》，台湾1980年版，第295页。 ）一般所谓脱法行为（避法行为），则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与禁止性规定有关。它们的特征在于：一、并非直接违反禁止性规定，而是间接违反禁止性规定；二、形式上合法，否则便成了一般违法行为。至于通常所谓利用“法律漏洞”，则系利用法律规定的不周全、不完善等立法技术的欠缺或不能预见的事项，使其行为免于抵触强行规定。只要其不违背公序良俗，并不当然违法。依法律确定性及安定性之原则，只能经由修正法律的方式，加以弥补杜塞，不能一律视为脱法行为，使之归于无效。从《合同法》52条及《民法通则》58条之规定来看，既然间接违反禁止性规定之脱法行为， 尚且为法律所不容， 那么， 依当然解释（argumentum a fortiori），直接违反禁止性规定之违法行为或合同，当更在禁止之列。如果将合同法52条中“强制性规定”仅狭隘地依照学理理解为命令为一定行为之规定，那么非通过解释，不能将直接违反禁止性规定之情形包括进去。但如果把“强制性规定”从强行法的同义语角度来把握，既合乎立法之目的，自然就无需再多此一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