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民法通则》对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与《合同法》对双方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既相互补充，又不乏重叠的部分。如何厘清两法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适用范围，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下结合《合同法》与《民法通则》，参酌学说和法例，探讨合同行为效力方面的几个特殊问题：

    一、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1.限制行为能力人得为之行为

    10周岁以上的未成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民法通则》第12条1款前段）；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13条2款前段）； 其他的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12条1款后段， 13条2款后段）。原则上，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要征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例外的，纵令事前未得到法定代理人允许，事后亦未得法定代理人追认，亦属有效：

    （1）限制行为能力人之纯获法律上利益之行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6条）。依照例外从严解释原则，似不及于其他行为。 但《合同法》第47条规定“纯获利益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结合来看，接受奖励、赠与、报酬等纯获利益的合同或单方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原则上得独立实施。但纯获“利益”，与纯获“法律上之利益”，究非一事。所谓纯获法律上利益之无偿行为，即限制行为能力人，既不负担义务，又不发生权利丧失之结果，而可以获取利益之行为。（注：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108段。）否则，虽属显然有利，仍须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如附负担赠与之承诺，仍应先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或事后追认始能生效。又如使用借贷，虽为无偿行为，于借贷人有利，但借贷人负有返还之义务，不得谓为纯获法律上之利益。故无偿行为，非即获法律上利益之行为。法律上之利益，与事实上之利益，亦非同一，应予注意。（注：王伯琦：《民法总则》，台湾国立编译馆1994年版，第146页。）

    （2）与限制行为能力人之年龄、智力、 精神状况相适应之日常生活必需的行为

    何种法律行为，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行为标的数额，以及本人的智力或精神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为后果，以为判断（《意见》3条、4条）。又此项规定系采取英美法之必需品契约（contract for necessaries）之原理。（注：John　A. Chamberlain，　 Commercial　Law，　 Chicago：American School of Correspondence，1910，p.23.）惟何种行为属于日常生活所必需，难以一概而论，应就其具体情事认定，且其认定之正确与否，对于调节限制行为能力人之自由生活及其财产散逸之防止，关系甚巨，不可不慎。但于不违反限制行为能力制度目的之范围内，宜从宽解释，使其扩大合理的自由生活之范围，以谋个性之自由发展。（注：洪欣逊：《中国民法总则》，台湾1992年版，第282页。 ）日常生活中的定型化行为，如利用自动售货机，利用公共交通工具，进入游园场所（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即可归入此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