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特定财产之处分

    关于特定财产之处分，以及关于特定营业之行为，现实中所在多是，惟立法上并无规定。台湾民法第84条规定：“法定代理人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处分之财产，限制行为能力人就该财产有处分之能力。”在我国，若这种财产之处分，关涉日常生活中必需之行为者，例如为父母者，遣其子女，游学他方，而予以若干资财，以供费用。则其就该项资财，缴纳学费，僦居宿舍，添置衣物，购买书籍等行为，应以之按（2 ）处理，使之有效。台湾民法第85条规定：“法定代理人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营业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关于其营业有行为能力。”可资借鉴。

    2.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之有偿行为

    非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所得独立实施之有偿行为，应得同意而未经同意者，其效力则应视单方行为抑或合同行为而有别。（1 ）限制行为能力人之单方行为，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者，无效（《民法通则》58 条1款2项）。故其为契约之解除、债务之免除行为者，应受此条规制。 （2）在合同行为的场合，未得同意时，则其效力， 系于法定代理人之是否追认，未经追认前，合同不生效力，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合同法》第47条1款）。此时《合同法》第47条2款更设保护交易相对人之规定。

    首先，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回之权利。（注：47 条2款，48条2款中之“撤销”，应系“撤回”之误。 ）若经法定代理人追认，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嗣后成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经其本人追认，合同有效，即无撤回之可能。若相对人行为时，知对方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属自甘冒险，自无优予保护之必要，故不得撤回。撤回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其次，相对人有催告权。有催告权之相对人，无需为善意。盖相对人预料限制行为能力人嗣后会成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或者预期其法定代理人会予追认，而与之交易者，非无其事。相对人催告之对象为法定代理人，但限制行为能力人因为成年、参加劳动、或者精神恢复正常，（《民法通则》11条、19条2款）而有完全行为能力时，也可对之催告。惟《合同法》于此未有规定，不无遗漏。

    相对人之催告，旨在尽快使法律关系确定，但限制行为人之利益亦须一并斟酌。47条2 款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显有不妥。何则？若交易于相对人不利，其于催告时定一日、二日，请法定代理人确答，虽亦在一个月内，但限制行为人终不得保护矣。台湾民法上规定，相对人须定有一个月以上期限（台湾民法第80条），固较得宜，德国民法第108 条规定“追认仅得在收到催告后二星期内表示之”，从而将催告传达中的风险由相对人负担，被催告人之考虑期又得保障，于细微处更见法律之真精神，实值参照。故《合同法》第47条2款所谓“一个月”，毋宁解为法定代理人收到催告后一个月，较为妥当。

    经相对人催告后，法定代理人于催告期内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按《意见》第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该条涉及明示、默示和不作为的默示，即相当于传统民法学上的直接表示、间接表示和沉默。在某种事件，当事人既未明示其意思，亦不能藉他项事实推知其意之所在，而始终无所表示者，是之谓沉默（Schweigen；silence）。沉默系单纯的不作为，并非间接的意思表示（默示），由于沉默并非意思表示，故原则上不发生法律效果。惟依当事人约定或在习惯上有时将沉默视为或解释为“意思表示”。除约定及习惯外，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形将沉默视为一定内容的表示。此种具有法律意义的沉默，德国学者称之为“规范性的沉默”（normiertes Schweigen），亦有称之为“拟制的意思表示”或“非真正的意思表示”。（注：施启扬：《民法总则》，台湾1996年版，第236页；史尚宽：《民法总论》，台湾1980年版，第315页。）既然沉默本质上并非意思表示，故沉默者有无意思能力，应在所不问。但若称为“不作为的默示”，那么行为人是否要有意思能力？在47条2 款（同样的在48条2款）的情况下， 因法定代理人（或被代理人）丧失意思能力，致其于催告期内未作表示的，得否视为拒绝追认？这些便会成为问题。故笔者建议，该司法解释之措辞应作修改，避免概念使用上滋生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