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居间行为而言，在法国及其以法国法为传统的国家，并未在民法典中规定居间行为或契约。即使在德国法系中，也并不是都在民法典中规定了居间，如日本。只是在德国，分别在民法和商法典中对居间作了规定，也就是说存在着民事居间和商事居间。但在采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意大利和台湾地区，在民法典中规定了居间契约，调整两种居间行为。

　　而对于行纪行为，由于传统观点认为行纪为一种典型的商行为，故不存在民事行纪之说，因此，除采民商合一的民法典规定行纪外，其他国家民法典对行纪未作规定，只是在商法典中规定了行纪商行为，如《德国商法典》第383至406条对佣金代理商的规定和《日本商法》第551至556条对行纪营业的规定。

　　以上对三种受托行为的简要分析表明，在大陆法系，各国对受托行为的立法存在较大的差异，且给人以纷乱复杂印象。其原因，与其说是立法者自觉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立法不断适应着社会发展需要而不断补充、完善的结果。这里既有民商分立与合一立法模式的问题，又有历史因素的作用。

　　采纳民商合一体例的《意大利民法典》在债编各类契约章中，规定了委托、代理商契约和居间；且在委任一节中还设分节规定了行纪（委任）契约（代购代销契约）和承运委任，不仅突破了委任限于民事，而且突破了委任限于代理的框架，使委任合同包含许多服务或事务的委托。但由于该法典仍然坚持委托事务的法律性质，（注：《意大利民法典》第1703条规定：“委任是一方为他方利益负有完成一个或多个法律行为的契约。”）因而居间被排斥在委任之外。撇开居间事务的性质不谈，委托合同也完全可以适用于委托他人提供某种信息或中介事务。

　　《意大利民法典》对于委任、居间等的规定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对于受托行为的规定涉及到民法和商法分立和合一的体例问题。在民商分立体制下，由于原来委任合同的狭隘性（无偿性等），随着受托行为的扩展，就需要相应的新类型的合同去构筑它。但是，这并不等于有多少受托行为就应出现多少种类的合同类型。因为，受托行为的分类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且这种行为是难以穷尽和严格分类的。如果突破民商法特别是突破民法典和商法典的界线，那么这些受托行为都可统一于传统民法典的委任契约之下。这种统一只要修正民法典中的委任性质，扩展其含义和应用范围即可以了。《意大利民法典》可算是这种归并立法的一个典型。

　　至于坚持民商分立且不愿对民法典作出修改的国家而言，只能通过商法典或单行法来弥补民法典的缺陷并不断地增加新的内容。至少，许多民法典规定的委任是不能适用于商事代理、行纪或代销、经纪等受托行为的基础关系。严格地说，民法典的委任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委托合同是两回事，传统民法的委任主要适用于有一定身份关系、组织或隶属关系下的授权或委托，而我们今天的委托合同强调的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主体之间事务的委托。这种意义上的委托即是概括一切受托行为的委托；这种意义上的委托合同已不再以无偿、显名及法律事务为限，而日益接近其实质，即受托人允为处理委托人委托事务。就这一层意义而言，委托合同可以与事务处理合同内容相当。

　　2.我国合同法对受托行为的规范

　　我国是一个大陆法国家，尤其是在民事法律制度方面受德国法影响较重。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所进行的逐步而分散立法，又使我国立法受英美法的影响。这次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从名称上，听起来就更象英美法的东西。但从内容上无非是大陆法国家民法典债权编的内容。而且，立法界权威人士也有将合同法及其他单行法合并成将来的民法典的设想和说法。但不管怎么说，作为旨在合并“三法”、统一我国合同规范或交易规则的基本法，合同法无疑要涵盖和适用于所有合同关系。基于这一想法，合同的类型（所谓有名合同）也就并非愈多愈好；特别是关系到事务委托和受托关系时，就没有必要区分更细的合同种类，不宜按照学理上对受托行为的区分，分立三种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这样的立法不仅在立法内容上重复，（注：《合同法》对三种合同的规定的许多内容是相同的，行纪和居间合同除了定义条款，其他内容相同于委托合同。）而且有可能使一些委托和受托关系不能包含进来（例如经纪人的委托）。另外，愈是细分的立法，给当事人意思自治所留的空间就愈小，与合同立法的性质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