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银行的治理中摈弃“股东至上主义”而强调“债权人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有着非常高的杠杆率，反映了商业银行作为中介机构的职能，所有者仅仅提供了10%的资本金，存款人或者债券持有者提供余下的大部分。尤其在我国，与国际银行业的主营业务相比，我国商业银行仍然以传统的吸收公众存款和发放贷款业务为主，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尤其是中小债权人的利益是维护银行稳健性之所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制度指引（征求意见稿）》中就明确提出独立董事应维护存款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应该成为存款人的利益代言人。我国引入独立董事的本意是安排中小股东的代理人，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商业银行董事会的独立性建设则应该强调董事会首先应该代表小额债权人的利益。

　　但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中强调的仅仅是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债权人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借贷关系、顾客与银行之间的交易关系、雇员与银行之间的雇佣关系等都没有纳入到银行治理的制度安排中。这与我国的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的现状是分不开的。我国《公司法》中规定董事、监事代表的是股东的利益，排除了债权人在公司正常经营条件下参加公司治理的法律途径。《商业银行法》虽然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人在银行破产时的优先受偿有明确规定，但没有涉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而且，也同样缺乏债权人参与银行治理法律途径。对于一直将安全性放在经营原则首位的商业银行来说，加强债权人的治理参与可以有效控制风险。这对我国相关法律的完善提出了挑战。

　　2 “债权人主义”强调的是“共同治理”逻辑

　　“股东至上主义”的传统公司治理理念是一种“单边治理”的思维模式。“共同治理”原则与“股东至上主义”的本质差异在于共同治理强调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权益，而且要重视包括债权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监控；不仅强调经营者的权威，还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五 其他治理主体参与路径的选择

　　1 社会监督

　　怎样让老百姓来参与到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中来呢？我们强调的一个重要监督机制是社会监督。由于银行除了所有者出资的资本金外，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占用公众存款，把广大的公众引到银行的监督队伍中来，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理由在于：一方面，银行经营的公共性，使其经营管理状况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公众对银行的选择又使银行之间在争取客户上构成竞争，这种竞争既有利于检验银行经营管理者的经营才能和努力水平，又有利于规范银行经理行为。怎样利用公众监督呢？就是把银行的经营管理信息定期地发布给公众。这种信息包括法人品德、资产负债状况、财务状况、风险级别、流动性状况、服务质量等。公众根据这些信息去选择那家发生银行交易和以何种条件进行交易，其本质是在一个金融服务的买方市场中，根据适者生存的法则，由理性的客户选择来引导银行的健康运营。这种作法迫使银行的法人及其代理人尽心尽责、诚心经营。为了强化这种机制的监控作用，就有必要提高金融机构的透明度，这就要求中央银行处在超脱地位，担负起信息核实和信息披露的职责，客观、公正地把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给公众，以便公众得到充分真实的信息，从而做出自己的选择。使监督机制社会化，不仅表现在现代商业银行必须接受股东代表大会、监事会的监督，而且表现在现代商业银行必须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财务状况和不定期地向股东公告重大事件，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

　　2 外部审计

　　国内目前虽有5万多注册会计师，但具备从事银行审计实力的会计师事务所很少。我国的外部审计力量特别是能够为商业银行提供支持的外部审计力量非常薄弱。市场规则亟待一个外部审计产业。外部审计与银行业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的：一方面银行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需要外部审计的支持，内部审计职能应该受制于独立的审查，这种审查往往由外部审计师执行；另一方面有效的银行监管也需要外部审计的支持；外部审计对银行的约束和控制还表现在，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报告一般提交给股东或董事会，但其他各方如存款人、贷款人和监管者也可以获取该报告。监管人与外部审计对商业银行的关注是互为补充的，在外部审计和监管当局关系密切的国家里，他们常常被要求对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能、作用和质量发表看法。巴塞尔委员会要求监管当局、外部审计师与内部审计师之间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