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信托法在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上，采取的基本是受益人本位主义，即现代信托法的主要立法思路和任务在于如何有效地保护受益人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现代信托法在受托人的报酬、义务和责任的承担等方面确立了一系列的特殊规则。首先，在受托人是否收取报酬的问题上，现代信托法认为，信托本身是基于高度的信任关系而产生的，受托人职位是具有无比人格感和道德感的，因此除了明确约定或者营业信托以外，受托人是不得收取报酬的，即实行信托无偿原则[33].其次，就受托人义务而言，现代信托法为受托人设置了独特的严格义务体系，如忠实义务、分别管理义务、自己管理义务、注意义务等等，而且这些义务的标准都是较高的。例如在注意义务上，现代信托法采取的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即这种义务是以一般谨慎人为标准，而不是以自己为标准。再次，在受托人承担责任的要件上，现代信托法为了保护受益人在信托中的利益，往往在受托人承担责任上实行的是严格责任，即并不考虑受托人的主观过错，只要受托人客观上有违反信托本旨的行为，即承担责任。最后，在受益人享有的权利上，现代大陆法系的信托法出于有效地保护受益人利益的立场，认为受益人的权利是兼具债权和物权的一种混合性的财产性权利[34].总之，现代信托法在受益人与受托人利益之间的平衡点上，实际上是一种明显体现“受益人本位”的向受益人一方倾斜的立法态势。

　　然而，在罗马遗产信托中，所谓的受益人本位思想并不明显，而且从整个结构中，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受益人的保护远远不如现代信托法。不仅如此，该信托机制更多是站在有利于受托人的立场，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首先，在受托人报酬的问题上，由于受托人要求全部返还遗产，使得受托人接受遗产信托以后毫无好处。从而他们不愿意接受信托，因此，为了鼓励信托，罗马遗产信托规定，受托人可以从接受的遗产中扣除四分之一的数额，甚至如前述，如果死者未遵守有关四分之一的限度，受信托人还有权留置四分之一。尽管罗马法并没有将其性质明定为报酬，但实际上具有报酬之作用。所以在受托人是否应该得到报酬的问题上，罗马遗产信托采取的是有偿主义原则。其次，在受托人义务规范上，罗马遗产信托尚缺乏现代信托法中的分别管理义务、亲自管理义务以及忠实义务等义务规则，尽管强调了受托人的注意义务，但其仅仅要求受托人采用一种“对自己物所采用的勤勉注意[35]”即可。显然，这非为善良管理人标准，而是自己标准，同现代信托法相比，义务标准显然较低。再次，在受益人对遗产（信托财产）的权利上，由于罗马遗产信托仅发生债的关系[36]，所以受益人对遗产仅仅是一种债权，而不像现代信托法那样具有债权和物权之双重效力的复合性权利。如此，对受益人的保护上并不如现代信托法有力。最后，在诉权的设置上，罗马遗产信托非常关注对受托人的保护。这在下面的一段话中可以得到启示：尽管元老院希望帮助继承人，但是，也要帮助受托人。因为，根据这项决定，如果一个继承人成为被告，他们可以行使抗辩权并因此而得到救济。相反，如果继承人们提起诉讼，则继承人们因被告的抗辩而被拒绝，因为诉权属于受托人。无疑，这一规定有利于受托人[37].

　　综上，罗马信托规则在受托人与受益人利益之间的平衡点上，更倾向于向受托人一端倾斜，这与现代信托法倾斜于受益人是明显相左的。

　　（三）在信托功能上，罗马信托与现代信托法有别。

　　在现代社会，财产转移到某人手中的客观需要，尽管依然存在，但在法律制度已经普遍提供了较为灵活和多样的转移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就财产转移而利用信托的情况鲜少，单纯的财产转移功能几乎已经失去魅力。尽管如此，现代社会对信托制度的利用却依然相当普遍和热衷，其原因主要在于信托功能已经被重新定位和挖掘，功能的多样化趋势非常明显，如财产管理功能、保全功能、增殖功能、公益功能和导管功能[38].而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事务相当繁忙且日益重视财产增殖的情况下，将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并希望产生收益的信托情况越来越多。所以，在上述多样化信托功能中，主导性的功能又是信托的管理功能和增殖功能。投资信托在各国的兴起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