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信托产生的历史，可以发现，尽管信托产生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但信托并没有破坏现行法和法律规范的整体性，相反却保证了法治的统一。而我国的现实却是，总有一些人不顾现存的法律障碍，强行对现行法进行突破而无需承担违法责任，使法治原则长期受到挑战。要改变这一现状，重视可以绕开法律障碍、化解法律冲突的信托制度，并将这种制度的理念运用到更为广泛的法律部门中，可以作为一种思路。

　　就MBO信托产品而言，我们在看到它体现了信托制度灵活的优势之外，也要严防少数人借MBO损公肥私。例如长期遭到诟病的国有资产（股权）低价转让[9]的问题，管理层实施MBO的资金来源问题、收购过程中的不透明问题以及收购完成后管理层运营公司、还款分红的收购后问题等。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财政部暂停了MBO的审批。2003年4月，财政部向原国家经贸委企业司发函，建议“在相关法规制度未完善之前，对采取管理层收购的行为予以暂停受理和审批，待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相关措施后再作决定”。[VIII]2003年12月16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对此前管理层收购（MBO）过程中一些不规范的行为进行了严格限制，从规范的角度来讲，这为MBO信托产品提供了市场空间，但短期之内的MBO活动会有所降温。目前，已经卖出了MBO信托产品的衡平信托和全兴集团还没有进一步的动向。

　　注释：

　　[1] 典型的杠杆收购起源于美国，是指收购方只需付出收购价格中很少一部分，其它资金则通过债务融资来筹措。

　　[2] 信托产品是指信托投资公司为规避现存的法律障碍，以营业信托的方式完成一定的信托目的的一系列制度安排。MBO信托产品不仅指信托公司向社会公开推出融资产品，还包括为规避现存的法律障碍而通过信托制度实现目标公司管理层收购目的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3] 此处的质押贷款存在一个“时间差”，通常管理层要支付了足够的价款之后才能完成股权的过户，之后才能办理股票质押贷款，但在实际操作中，已有不止个别的企业通过对“未来到手”的股权进行提前质押从商业银行处获得了贷款。

　　[4] 须要指出的是，这种信托结构并不构成双重信托。双重信托是指一项信托的受托人，将该信托财产再设立第二项信托。在这种情况下，第一项信托的受托人成为第二项信托的委托人，同时又兼作第二项信托的受托人。而在两个独立的信托结构中，第一项信托的受托人在成为第二项信托的委托人时，并不兼作第二项信的受托人。

　　[5] 实际上，如果采用管理层设立公司来进行股权收购最终实现MBO，都将面临《公司法》这一限制。如胜利股份（000407）2002年11月16日公告的法律意见书中，律师就这一问题作了专门陈述，然而这种对《公司法》突破的做法并没有引起管理层足够的重视。

　　[6] 《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该规定首先将信托表述为将财产权“委托”而不是移转给受托人，既是对信托原意的误读，也是对委托含义的滥用。理论分析其原因，仍是为信托权的性质所困，承认受托人拥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相当于承认了双重所有权，认为是受托人是委托代理，信托构造又要求受托人必须具有所有权，因此在具体法条的表述上，只好含糊了事。作为左证的，还有《信托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这一个“其财产”，暴露出了立法者在面临传统民法理论与引入信托制度矛盾冲突时的无奈。这一规定已与传统理论认为的信托制度中信托财产所有权要由委托人移转给受托人相去甚远。另外，在卞耀武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中，作者直书，“在中国应当将信托作为一种理财制度，或者称之为财产管理制度，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