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为着在不久的将来形成全国联网、开放并统一的电力市场，电力法在总结我国电网运行实际并借鉴国际大电网运行经验的基础上，将“统一调度，分级管理”确立为电网生产调度基本制度。但此项制度在今天却已面临市场经济新形势的严峻挑战，存在一些亟待澄清和解决的问题：首先，统一调度权由谁行使？电力法对此并未予以明确。根据此前国务院及主管部门发布的一系列行政法规、条例的规定，电网统一调度权由国家各级电网调度机构行使。“各级调度机构分别由本级电网管理部门直接领导，它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电网管理部门的职能机构，代表本级电网管理部门在运行中行使调度权。”（注：参见《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5条。据此， 电网调度机构依次分为：国家的电网调度机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电网调度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电网调度机构；省辖市级电网调度机构；县级电网调度机构。各级电网调度机构在电网调度业务活动中是上下级关系，下级电网调度机构必须服从上级电网调度机构调度。）据此得知，在旧的体制中，电网统一调度权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权，由国家各级电力行政主管部门通过相应电网调度机构实现，这就意味着，作为生产机构的电网企业同时又承担电网调度的行政管理职能。那么，在电力企业体制已朝着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还能继续适用吗？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既然旧模式中的调度权属于行政权，其行使方法主要表现为与此相联系的统一计划、指挥、协调及下级服从上级的指令等行政手段，（注：参见《电网调度管理条例释义》第4条。）那么， 在各级电网调度机构已经逐渐摆脱行政隶属关系，成为平等民事主体的今天，此种办法是否仍然可行？对这两个问题，首先无疑应作否定回答，这一点在改革中已取得共识，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通过何种手段实现新形势下的统一调度？此问题有待理论及立法做出正确回答。

　　（三）农村电力建设和农业用电制度

　　电力法专设第六章对此制度予以规定，农村电力是我国电力建设的薄弱环节，解决农电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大资金投入。而国家目前资金有限，单靠国家投资显得力不从心。所以，电力法对农村电力建设相应采取“国家扶持，地方为主”的立法政策（注：参见电力法第46、47 、50条。）。同时，为开发农村这个颇具潜力的电力市场及实现“电力扶贫共富工程”的宏大目标，国家电力公司还专门设置了农电发展局，负责指导或参与农村电源及电网建设。（注：参见《中国电力报》1997年8月7日，第1版。）这样， 就意味着未来的农电市场可望出现国家与地方政府同心协力，齐抓共管的新局面，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未来农电市场仍会存在不同投资主体的发输配企业，因此，农电市场在发供电主体、管理体制、供电方式及电价等方面，将会保留双轨制乃至多轨制。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得不到妥善处理，就有可能使目前存在于农电市场之中的诸如体制不顺、大小电网并存、交叉供电、电价过高等等弊端继续作祟。农电问题事关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事关中国亿万农民的幸福和富裕。所以，在电力法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努力探求一条能使新的农电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消极因素能降至最低限度的有效途径。笔者认为，其难点还在于如何理顺农电市场中国家与地方等不同投资主体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问题上。

　　通过对电力监督管理、大家办电厂、国家管电网及农电这三项电力法基本制度的择要分析，可以发现，电力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集中体现于：第一，政府与电力企业之间关系没有理顺，一方面电业监督管理主体缺位，另一方面中央国家电力企业同时充任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成为职能混淆的“官商”。第二，电力企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包括不同和相同投资主体的电力企业之间产权不明确和发、输、配各电力企业经营范围界限模糊两方面。由这些问题顺藤摸瓜，作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可归结于一点：中国目前缺乏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电业权制度，因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电力市场的发育，进而引发上述问题。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尽快建立并完善电业权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顺电力市场主体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