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196页。

　　[11][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296页。

　　[12]Adrian Zuckerman ＆Sergio Chiarloni，“Towards procedural economy：reduction of duration and costs of civillitigation，”11th World Congresson Procedural Law，Topic2，General Report1＆2，in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cedural Law，Procedure Law on Threshold of a NewMillennium，Vienna：LindePress，1999，pp 41-75；[日]小岛武司等：《司法制度的历史与未来》，汪祖兴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134页。

　　[13]SimeonDjankovetal，“Court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 118，no 2（2003），pp 453-517。

　　[14]《全国法院清理超审限案件又创佳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17日。

　　[15] Simeon D jankovetal，“Court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118，no 2（2003），pp 453-517。

　　[16]Martin Shapiro，Court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17]如何兵：《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

　　[18]Sergio Chiarloni，“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Crisis of Civil Justice and on its Possible Remedies，”in Procedure Law on Thresholdof a New Millennium，pp 65-75。

　　[20]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19]朱景文：《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239页。

　　[2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页。在黄宗智和朱景文基础上，笔者重新计算了中国1989、1997年数据。

　　[22]Laura Nader＆Harry F Todd，Jred，The Disputing Process：Law in Ten Societies，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8，pp35-38。

　　[23]同①，第39-40页。

　　[24][美]罗伯特·尤特：《中国法律纠纷的解决》，周红译，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2期。

　　[25][美]霍贝尔：《初民的法律》，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150页。

　　[26]同①，第150页。

　　[27]如武汉新洲粮食收储公司拍卖判决确认的150多万元债权，有人称已诉诸司法，私力救济应受限制。参见葛行军、黄文艺：《当事人处分行为必须合法》，载《法制日报》2002年1月7日。但拍卖判决书是一种底线救济，未触犯法律也不损害社会秩序，此时私力救济甚至部分发挥了“执行”或“上诉”之救济功能。

　　[28]苏力：《复仇与法律》，载《法与经济学研究文集》，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2002年。

　　[29][美]爱德华·威尔逊：《论人性》，方展画、周丹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30]陈收债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债务人多找借口，如负责人不在、资金无法周转、要求延期、分期还款等。近一半情形债务人会抗辩，如货物质量有问题，如初步证据表明质量可能有缺陷，陈通常会提出减免债务，幅度5-8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