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没有反映利用者需要的国家法律制度，人们将做出反应：挫败的土耳其人将弃之不顾，黎巴嫩人会巧妙应对，加纳人将详尽阐述，赞比亚人会实施私力救济-而感到接近法律和司法受阻的美国人亦将如此。在犹太人地区，此种事例比比皆是：无法接近司法且大量的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倾向会激励替代性方式的设计……[23]

　　第二，解决纠纷、维护秩序。私力救济可能令复杂纠纷简单化，也可能令简单纠纷复杂化，如导致“民转刑”。公力救济也可能导致冲突扩大，“由于纠纷常扩及家族、村庄及行会，因此诉讼经常导致争执者与其各自家庭之间多年怨恨关系的产生。”[24]尽管诉讼有使纠纷一刀两断之功能，但相比私力救济，更侧重片断、局部、法律上的争议解决，离彻底解决纠纷更远些。在许多人看来，私力救济会导致暴力横行。但陈鸿强十多年收债，从纠纷解决、暴力使用、债务人是否诉诸公权力或报复、公权力是否介入等情况来看，都不存在冲突激化或影响秩序的问题。他只是代表债权人与债务人交涉，虽偶尔展示身体的权力，但更多诉诸“借钱还债、天经地义”的规范，对方强硬便“敌进我退”，债务人则倾向于合作。这类行动经反复博弈事实上生长出一定的潜规则：当收债人出现时，债务人通常并不细致算计彼此每一步行动，而还债或至少部分归还，从而导向自发的和平与秩序。私力救济尽管可能形成秩序，但多为私人无意识行动的客观后果，许多情形也可能走向国家目标的反面。私力救济可能形成习惯和规则，最终作为一种法律外力量影响法律规则形成和司法过程，但其主要方面体现为无规则。

　　第三，自治功能。公力救济诉诸公力，私力救济依靠私力，功能实现手段不同导致主体性作用即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参与性不同。通过程序实现实体正当化的机理，是当事人参与并经一整套法定程序，程序本身公正可令不满得以吸收，当事人主体性一定程度得以满足。但依靠自己比求助国家更能实现充分张扬的当事人主体性：当事人亲身投入战斗，以本人或其自然延伸（如亲友）之力量与困难作斗争，最后自主解决问题，而无需被迫依赖第三方。这带给当事人的自我实现感和精神效用许多时候远超过经济收益。主体性充分发挥更利于吸收不满、消解冲突、平息愤恨。这恰当解释了为什么诱拐妇女纠纷更多通过私力救济解决，以及为什么此类情形易引发暴力。霍贝尔分析了45个科曼奇人诱拐和通奸事件。被抛弃的丈夫可紧追索赔，有权使用武力，但出人命则会导致复仇。其中41个原告获胜，侵权人赔偿。[25]他说道，原告获胜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诉讼仅就一些预先规定的案由方可提出，除邪巫术行为外，其他犯罪行为很少由诉讼来解决；（2）私奔案件处理的方式旨在缓和事件最初突发时所产生的愤恨情绪；（3）习惯总是努力使受侵害的丈夫最终比被告占据更多的优势。”[26]又如，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海伦引发特洛伊战争，普希金与情敌丹特斯决斗受伤而死。此类纠纷的受害人之所以普遍诉诸私力救济，原因之一正是其功能有助于受害人主体性张扬、平息愤恨及尊严重建。

　　依其功能，私力救济在特定情形下更可能被选择、更容易生长、或与纠纷类型有一定关联：

　　1 有些纠纷可诉诸公力救济，但难以排除私力救济，因为私力救济功能与特定纠纷存在某种自然的暗合。如不便通过公开程序解决的隐私等纠纷，或许可纳入公力救济框架，但即便诉诸司法也不一定能获切实救济。首先，公力救济在民事诉讼中通常采取损害赔偿方式，而情感纠葛决非简单的利益之争。刑事诉讼中国家取代私人成为原告，虽可能对违法者施以刑罚制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令受害人边缘化，受害人没有适当诉讼地位参与程序，对受害人无赔偿或赔偿不足。二是此类纠纷强调当事人主体性的张扬，即便已诉诸公力救济仍难平息不满，而酝酿着冲突反复，在公力救济后一些人仍寻求私力救济，甚至报复法官。三是诉诸公力救济有时可能因程序“暴力”使受害者进一步被伤害。如强奸案受害人报案、鉴定、调查、出庭等环节都可能痛苦万分，以至有受害人称在法庭再次被公开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