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斯考艮（H.T.Scogn，宋格文）在举列了杜周、班固、张释之以及《史记》所述汉高祖的话后， 认为中国法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乃源自多途（如“约”、道德令和主权者的意志）。[28]宋格文的本意在为中国法打抱不平， 阐发传统中国的“民事法”规范，但此番作业， 不免只触及浮面， 失察于既涵养其中， 又超越于外，而在深层与背后统摄这一切、一以敬天畏地爱人为基本心情、根本准据的“天理人情”这个中国人生与人心、法意与人意的大原则大纲目了。这正如Leon Vandermeersch 在论述中国法的概念时所指出的“在西方传统中，科学的自然法思想源自其社会与政制的实在法的理念，而中国传统则首先视法为超越社会的宇宙法则。它是天理天则，必须受到运转整个国家机器的主权者的决定的尊重；如不尊重，则固有的正义将启动‘革命’这一惩罚，变更对于主权者的授权。”[29]

　　四

　　由此我想到， 在“革”文化的命已有一个世纪的今天， 我们不得不直面的一个事实是， 欲求中国法在现时代的发展以满足这个社会的特定生活状况的要求， 我们必须，而且只能在此传承中“继斯文为己任”， 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从深处探索中国问题， 向远处谋划中国出路”， “从事实上去创造， 并且亦是创造事实”， [30]同时接引他方法意与法制， 以慢慢形成一种于中国人生与人心体贴扣合的法意与法制， 而不能天真地以为只经什么“移植”便可毕其功于一役。诸如基于“迁责杀父”情结的“彻底抛弃儒家思想”以建设一个所谓“现代化法制”、而将所认不同于西方的一切“传统文化”皆以“封建残余”一言以蔽之的幼稚心态，“先进”固“先进”矣， 亦很解气煽情， 其实是不负责任逃避责任的， 说句得罪人的话吧， 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愚思妄说。那种“一张白纸”好写好画什么什么的高言傥论， 用意里未尝不洋溢着一腔开天劈地的理想主义， 但事实已经证明， 赤地起高楼， 中华民族乃成唯“大胡子爷爷”马首是瞻、失却灵魂的孤魂野鬼， 结果只能是更大的民族灾难与文化灾难。

　　我说“逃避责任”， 是指作为知识分子意义上的法学从业者， 不敢正视以长程的坚苦、细屑、一点一滴、而默默无闻为代价的对于本民族法律传统和当下民族生活的阐释义务， 对于他域法意与法制的认真研索和接引而为本土所用的职业担当， 从自家身心的打磨煎熬中体悟、提炼出贴心贴肺的生活规范与游戏规则的亲证工夫， 恨不得一夜之间解除负担，自己亦成泰斗、宗师级的大法学家。都说要学习西方， 可对西方学术传统中那种念兹在兹的一门心思作学问的宗教般担当与毅力， 西方传统中那种对于传统的珍视、呵护和创造性阐释， 为什么却偏偏视而不见呢？很长一段时间中， 美国学人横跨大西洋的次数甚至超过了往返本土东、西岸间的次数， 岂是偶然！而在大陆法传统中， 自从十一世纪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发现、传播以来， 法学家们兢兢业业地据此推导法律原则、“复兴罗马法”的“嫁接历史”的辛苦劳作， 岂是文字游戏不成。

　　过去， 钱穆先生针对所谓中国文学传统乃“死文学”的浅者， 曾痛惜、严斥其“既不能深窥中国文学传统之堂奥， 亦未曾望见中国文学传统之门墙。究不知彼辈于西洋文学曾有若何深沉之研寻与认识”，[31] 我想， 只要将这话中的“文学”改为“法学”， 此处亦适用。法学界一些人不明就里的所谓与国际接轨云云， 实际乃不自觉间附随主流话语的人云亦云， 而结果实不免俯仰由人， 传声筒与应声虫而已， 做生意赚几文不得不然， 学术思想则断断不能一贫至此。学术思想不立， 则民族不立， 所谓“现代性”， 自何处而来？往何处安放？这种贫， 不是去年贫，“无立锥之地”， 乃是“今年贫， 连锥也无”， 拿什么去跟人家接轨和“对话”， 真可惜了时贤们这番纯洁的动机。熊十力先生说：“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而欲国之不依于人，种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有依于人，始有宰割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32]（前几天读梁漱溟先生文集， 其中一句是： “我敢说中国人如不练习着踏实地深细地用心， 将永望不见解决中国问题之门”，[33] 心中颇难过， 似乎老人直是针对我们这辈念书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