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 我想说的是， 近二十年来， 法学界评介英美法， 特别是美国法的著译大大多于对于大陆法， 特别是德国法学的介绍， 亚、非殖民地主动被动移植西方法的经历与教训， 我们更是一贯忽视，而作为我们自己民族历史一部分的民国政体下一以贯之的法律史， 就已不是什么忽视或重视的事了──那是割舍不掉、近在眼前、非殖民地性质的、可能也是最具参考价值的活生生的中国“法律现代化”历史， 而在我个人私意， 今天实在需要多多以诸后者为镜。一八零六年拿破仑耶拿一役大败普鲁士后， 德国于尖锐的“东西”文化冲突中兴起的历史法学派有关民族生活、“民族精神”与民族法制的诸般议论， 这一段故事， 我们实需研读、常常温习。兄曾在哥廷根读律， 我侈谈这些， 不免班门弄斧了。

　　五

　　跨文化的阐释多数时候都是隔雾看花， 小心翼翼求得大概已属不易。近世西人的毛病就在于过于自信其所秉持的西方学术为利器， 以为无坚不摧， 亚、非落后文化算老几， 乃至于带个录音机录一段原住民的话回去就可以写出有关此种语言的洋洋著作。多少杰出西方学人的殚精竭虑， 就毁在这类以方圆对高矮， 或以高矮比诸久暂的太过离谱、却数量庞大的“研究”中。东方之认识西方， 亦有类同处， 但因处于劣势， 故所害只限自家， 未殃他人。更因处于劣势， 多数时候便战战兢兢， 崇羡唯恐不及， 遑论“批评”。遇事辄打官司以致讼累不堪这一令“洋人”头疼的法制的负面效果， 却被正面解读为健全的法律理性的标志而欲国人仿而行之， 不过是一例尔──姑不论洋人是否如此“好讼”，更不论在当今这个金钱决定一切的情势下是否人人都经得起这番折腾。

　　走笔至此，我想起曾经读过的八十年代大陆一篇介绍澳大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怀特的评论， 大意谓十九世纪“澳大利亚人民深受英国殖民者的残酷剥削和压榨”， 而事实是， 那时的澳洲大陆除了英国的“好人”便就是英国的“坏人”（流放犯）和穷人， 而他们都是“女王的臣民”， 哪里有什么“澳大利亚人民”。如果说“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的话， 应是全体白人拓殖者对全体原住民与“中国佬”的驱逐和杀戮。作为一个人种的塔斯马尼亚人， 劳生息死、世世代代栖居在那一片土地上， 可在英国殖民者进行如亨廷顿不无骄傲所说的那种“征服”后仅仅七十年， 便从地球上彻底绝迹， 岂是轻轻一笔两个字的“征服”就能带过的！而原住民直到本世纪的1967年始被纳入“人”口统计，也始获有公民权。达尔文学说在殖民者心中所实际张本的， 哪里只是一种生物理论呢！正象“物竞天择”所给予“岌岌呼危哉”的中华民族的启发， 同样不只是生物意义上的。evolution 一词被译为极富价值褒贬意味的“进化”，正是例证。[34]因此， 上述那位作者的话， 不免是他基于自己的背景， 即基于亚、非民族的被殖民史这一地方经验而想当然演绎出来的“地方知识”， 硬套在“澳大利亚人民”头上， 或许将君主立宪当做文化象征与精神命根子的“人民”还“不答应”呢！ [35]最近的民意测验表明， 澳洲君主立宪派的比率大大高于共和派， 固非偶然。说来或许不信，当我们说起“殖民地”这个词时，切须懂得，与这个词带给东方人的军事入侵、种族灭绝和文化压迫等等感受相反，Colony 在他们那里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或者，是一个与开疆拓土的创业与辉煌相连的词汇。[36]

　　顺说一句， 要说“封建残余”， 这君主立宪才货真价实， 可人家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旧酒， 紧扣住自己的人心叹息与人生需要这一时刻不忘的大前提， 几经回旋吹搓， “从事实中创造事实”， 不是楞“玩转”了吗！衡平法与习惯法之间的折冲撙俎， 不过此大背景下的小反响。一天到晚动不动就将古人拎出来数落两句， 以“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施放深水炸弹”、“彻底抛弃儒家思想”这一“封建包袱”以建立“现代化法制”为职志的人们， 怎么就偏偏在此患色盲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