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早期所出现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真实地反映和体现了人们追求自由与平等，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渴望拥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法律地位的愿望与情形。然而，契约真的是一付灵丹妙药，真的是能够实现个人的平等、尊严及价值之有效手段与途径吗？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回答总是有争议的，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社会也就是现化社会的到来，资本的不断壮大及贫富两极分化明显存在悬殊的条件下，这种由契约创设的平等与公平的正当性就越来越令人质疑。因为，在工业化社会条件下，个人在那些日益壮大的公司、企业、财团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大量标准化契约即格式合同开始取代当事人自由协商的合同，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就其标准合同以所谓的“要么接受，要么走向”的方式提交给当事人。因此“对那些为了换取不足维持生计的报酬而出卖血汗的人来谈契约自由，完全是一种尖刻的讽刺”。于是，作为以维护公民权利，标榜在其面前任何人都平等的法律，这时不得不关心那些在“契约自由”旗帜下的孤立无助者及受他人摆布的人-社会的弱者。而关心社会弱者，使弱者在法律面前实现其平等、公正的价值与追求，其责任就只能落在主持法律公平、正义的法官身上，除此之外，难于作为。

　　因此，现代司法理念，实际上就是法官在实现近现代法律价值的同时，如何实现现代即工业化社会下弱者在法律上获得平等、公正、正义等价值之问题，也就是司法如何服务于人民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要使现代法律真正实现包括弱者在内的法律主体的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切实做到司法为民的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审判程序中就必须具有下列的司法理念和逻辑思维：

　　一、平等理念

　　平等是近现代法律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理念与价值。从资本主义早期的“身份到契约”运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平等的巨大及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及能量。没有平等，任何法律的意义与价值的实现几乎都是空谈的。因为没有平等，法律所体现的公正只能是一种恩赐，一种居高临下的给予和不可奈何的接受，而绝不是法律自身的价值、意义之体现。如古代法律，虽然它也不乏公平、正义的时候，但由于它缺乏主体的平等性，因此，其司法意义及作用是有限的。

　　平等对于目前的中国社会来讲，其意义与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在中国历史并没有真正经历过一场“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的洗礼，人身依附和等级观念、辈份差别等普遍存在成为特色，加上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不发达，人文主文思想欠缺及其在近代对中国影响相当有限。因此，身份等级关系突出，契约自由不发达，成了我国的一大传统。而目前中国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等原因还存在着农民与市民，干部与群众，个体与集体，私营与国营等等身份的差别与悬殊，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护每个诉讼主体的法律人格、诉讼地位、法律权利的平等性就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刑事诉讼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其司法意义更为重要。法官只有平等地对待诉讼双方当事人，包括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平等地使之享有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则法律的公正、公平与正义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司法为民的工作就大有可为。

　　二、以人为本的理念

　　人作为社会的主人，应当受到由人组成的国家及创设的社会制度之尊重、关怀，这是近现代司法的基本理念。过去，专制社会由于它代表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人民群众被作为奴役的对象而存在。因此，不把人当成人看待，或是对人的尊严、人格不尊重，对人的情感不关心，对人体现出冷漠、残酷的表情；或是借用所谓的国家、集体或公共利益来抹煞个人的合法利益，等等。都是专利制时期为官者、为政者的典型表现，尤其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个人总是生活在家族群体之中，个性不独立，不鲜明是其特色，个人以家族为本，以社会、国家为重，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的价值取向。于是家本、国本、社本总是掩盖或消灭鲜活的人本，使个人的价值得不到弘扬。现代社会，国家政权已不是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更不是仅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机器，而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机关。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尊重人、关怀人、把人的利益和需求放在第一位来考虑，是现代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所应采用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