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新法乃就主要法律而言，适应立宪的需要，其他各种新法和新法草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由各部门制定出来。如监狱法、国籍法、教育法，各类行政法规，纷纷出台。这是国家社会形态变革所带来的法律形态的变化。中国法律终于在这种变化中，冲破传统（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传统），跨进近代化的门槛。

　　（3）其他法律设施

　　就法律的近代化而言，法律本身和司法机构的近代化当然是主要条件，但还必须辅以诸如法律教育、法律研究和法律知识的传播等等设施。只有两者齐头并进，法律的近代化才不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考查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不能忽略这些设施的当时状态。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沈家本、伍廷芳在向清廷进呈《删除律例内重法折》时，就提出，“新律修订，亟应储备裁判人材”。建议在京师设立法律学堂，考取各部属员入堂肄业，毕业后派往各省，佐理新政，分治地方。同时在各省课吏馆内，专设仕学速成科目，参照大学堂法律学门所列科目及日本现设之政法速成科，招收候补道府及佐杂人员入学肄业。翌年，京师法律学堂正式开办，几年之中，“毕业者近千人，一时称盛”。82各省法政学堂，监狱学堂等亦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据有人统计，清末各类法律学堂的人数竟达一万多人。数量之多，为前古所未有。

　　清末各类法律学堂，不但人数多，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也完全纳入近代新学范畴。以京师法律学堂三年课程为例，除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这两门课程外，法学通论、经济通论、国法学、罗马法、民法、刑法、宪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裁判所编制法、行政法、监狱学、国际私法、财政通论、大清公司律、大清破产律等，各种近代新学内容应有尽有。为使学生了解西方，三年均设外语课程。任课教员，有从国外聘来的洋教师，也有留洋归国学生，同时还有熟悉旧律的学者。不但京师法律学堂有自己编印的一套教材，各省如湖北、北洋法政学堂也有自己的一套教材。由这种学校培养的人材，已不是古代的律博士，而是掌握近代法律知识的专业人材和学者。

　　在法律教育发展的同时，各类法律（或政法、宪政）杂志，亦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最早的法律杂志，首推庚子（1900年）日本东京留学生所创的《译书汇编》，此刊以专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卢梭之《民约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公理》（《论法的精神》），以及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论》等西方法学名著，均为该杂志逐期刊载。1903年，该杂志改名《政法学报》继续发行。继《译书汇编》之后，《政法杂志》、《政法浅说报》、《法政介闻》、《预备立宪公会报》、《法学会杂志》等等法律报刊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各类法律学会和法律研究所陆续出现。1910年冬，全国性的法律学会-北京法学会成立，学者云集，同人齐会，讲说新理，推导旧义，盛极一时。各类法律报刊的创行以及法律学会、法律研究机构的出现，促进了法律知识的普及，法律观念的更新和法律研究的深入，同时又促进了立法、司法的发展。在修律期间出现的各种争论中，社会舆论往往倒向修律者而反击守旧者，正是这些设施带来观念更新的结果。

　　1913年，沈家本为《法学会杂志》续刊作序，指出：“吾国近十年来，亦渐知采用东西法律。余从事斯役，延访名流，分司编辑，聘东方博士相与讨论讲术，复创设法律学堂以造就人材，中国法学于焉萌芽。”事实确如沈氏所云，经过鸦片战争后几十年的思想激荡和蕴蓄，20世纪初年，以采用西法制定新律为契机，中国法律法学终于走出传统的窠臼，跨入近代。

　　1897年，当维新派的变法运动正在酝酿之际，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便在英国伦敦脱险后向国际友人宣告：“在当今的中国，公共生活中也许没有一个方面比司法制度（如果它能称得上制度的话）更急需进行彻底的改革。”沉痛、深刻地揭露了清朝司法制度的黑暗，呼吁实行旨在秉公办案并保障人身和财产的司法制度改革，以求取社会、商业、政治、市政和其他方面的进步。而要做到这一切，又必须改朝换代，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83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直接参与清末的立法活动，但是清末的法律改革却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紧密相联。革命派的民主革命斗争逼迫清王朝加快立宪的步伐，因而也就加速了新律制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