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的长驱直入和官府的勉力清剿也给普通百姓的护“魂”带来了锐器。本来发生在基层社会的类似事件，百姓能够用常规的办法给以化解，比如在当代社会，有人还是用古老的方法为丢魂的孩子把“魂”叫回来，以达护“魂”的目的。但是，叫魂事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以怨怨相报为形式的敌意：恶性的竞争、丑恶的嫉妒、无耻的贪婪……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300页）在权力稀缺而又专断的国度里，在权利缺乏道德性又不能得到很好救济的情形下，或许可以理解普通百姓在叫魂事件中，对能够轻易获取权力表现出来的行为的疯狂与内心的畅快！皇帝和百姓之合力把官僚阶层“逼”进了清剿妖术的战车。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官僚之“魂”也是一个矛盾体。对于自己之“魂”的守护，必然导致官僚对于君主专制权力与淫威的抵制。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些抵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些是由于官僚程序的颟顸阻止了对紧急事件的及时反应；再有一些可能是某些官员因不可知论而产生的轻视使他们不把叫魂案件当作一回事；还有一些可能是害怕清剿会危及自己的仕途；最后，则可能有一些耿直的官员拒绝诬告之词迫害无辜群众。（280页）但是，官僚毕竟还要为君主“魂”之护卫而进行权力运作，所以，皇帝与官僚、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的博弈不仅在这一事件中是核心，而且也是整个官僚君主制下的轴心。除了由于官僚程序的颟顸阻止了官员的及时反应、某些官员的轻视和耿直官员抵制之外，其他的抵制恐怕是人为的有预谋的，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对抗事实上是通过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用张鸣教授的话就是，皇帝与官僚体系，以及各级官僚之间，存在着信息控制的争夺，谁控制的信息多一些，谁就在行政过程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要“蒙骗上级”，一个要“了解下情”。孔飞力描述了忙而不动、转移视线、统一步调和常规化等四个手段（281——287页），来说明官僚们的抵制术。

    不管叫魂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总要有个结局。面对它的结束，我们总是要问：“魂”之归兮？如果只是就叫魂事件本身来说，我们似乎可以说，在某些官员受到革职等惩处和外乡人与边缘人身心惨遭苦痛的基础之上，乾隆的“魂”归来了，百姓的“魂”归来了，大部分官僚的“魂”也归来了，由之，大清帝国也许应该获得片刻的安宁了。但是，事实远非如此。从那（指1768年的妖术恐慌）以后，剪辫子的谣传就成了一种清朝的社会病，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冒出来。先是传白莲教干这种事，等洋人洋教公开登陆以后，洋教士们又成了伙同白莲教一起铰人辫子的罪魁。直到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剪辫子的谣传再一次大规模流行，罪魁依然是白莲教和洋教，义和团还因此杀了不少洋人和教民以及在北京抓了一堆不知是真是假的白莲教。那么，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许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产生叫魂事件的制度没有改变。由于老制度与机制的存续，它还会再生产类似事件。或许我们还可以依照孔飞力的解说以及其他事实，推论出：皇帝——官僚——百姓之间的“魂”隔离居多而沟通甚少，或者说，他们缺乏共享的“魂”。因此，这样的“魂”归有什么更大的意义呢？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种“魂”之三位而没有一体的状况在今天是否仍然存在呢？或者说，叫魂事件的个案分析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

    虽然我们不能将清朝的历史等同于全部的中国历史，但它毕竟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距离我们当代最近的一个部分。如果“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朱学勤语）这个命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清朝的历史对于我们现在的影响恐怕更大。清末的变法与革命实际上成为了以后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的主题，其中的变法我们现在还在继续。但是，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从此中国进入了更加紧迫地寻“魂”找“魂”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