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于数据电文从技术上讲很容易被篡改，故在诉讼中当事人很容易抛出第一种 挑战。例如，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审理的邵达立诉张尔申侵犯名誉权一案中，原告就以被告在互联网上散发的电子邮件中，用捏造事实的方式及侮辱性语言对其名誉进行诽谤为由提起诉讼；而被告则辩称，原告提供的电子邮件是伪造的数据电文，内容和电子邮箱都有可能伪造和更改。（注：具体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 年1月就邵达立诉张尔申侵犯名誉权案作出的民事判决书。）

　　其次，数据电文的真实性有时会牵涉到计算机程序是否可靠的问题。如果某一数据电文是由一种本身含有严重设计错误的程序制作的，那么其就很可能不真实。例如，在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02年审结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中，被诉人某网络公司以申诉人严重违纪为由辞退了申诉人，并举出了申诉人严重违纪的证据——指纹考勤机的记录。这一记录表明在过去的一年中，申诉人有80次迟到，其中两分钟以上的迟到有61 次，而根据公司的《考勤制度暂行规定》，一年内累计迟到30次就属于严重违纪。申诉人对该数据电文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指纹考勤机程序的可靠性得不到保障，被诉人完全有可能修改其记录的原始数据电文。（注：参见王议平：“电子证据期待规则认 定”，载《中国法院网》。）因此，在该案中对数据电文真实性的认定也成为审理中的焦点。

　　再次，数据电文不像纸面文书一样有着明显的笔迹特征，其制作者身份的识别是一个特殊问题。由于现在人们可以凭借电子邮件技术发送匿名电子邮件，可以使用网络聊天平台或电子公告板进行不讲真名的交流或发言，因此身份识别对于认定权利人或责任人十分重要。例如，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9年审理的陈卫华诉成都商情报侵犯著作权一案中，原告诉称被告未经其同意，而将自己以笔名“无方”撰写、并发表于个人主页“3D芝麻街”上的《戏说MAYA》一文，擅自刊载于《电脑商情报》第40期上，侵犯了其著作权；被告则辩称，该文是一匿名读者于1998年8月通过电子邮件投稿的，同年10 月16日我社在报纸上将该文全文发表，现我社同意支付稿费，但要求原告首先证明他就是作者。（注：具体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9）海知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这样一来，法庭上审理遇到的难题就在于原告如何来证明其作者身份。

　　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确定数据电文真实性的关键可浓缩为三大障碍：数据电文的保 全方法、所依赖计算机程序的可靠性以及制作者的身份识别。只有克服了这三大障碍， 人们才能把数据电文的辨真规则确立起来。

　　（二）认定数据电文是否属实的两种方式

　　从证据法学原理来讲，某一证据要保证其真实性，必须在其运行的各个环节都有辅助证据加以证明，即构成完整的监管锁链。数据电文亦不例外。因此，国内有学者提出，审查数据电文的真实性应从数据电文的生成、存储、传送、收集与是否被篡改等方面着手。（注：参见李学军：“电子数据与证据”，载《证据学论坛》2001年第2卷，第462- 463页。）

　　这一做法被称为正面认定的方式，具体包括：1.审查数据电文的生成，即要考虑用作 证据的数据电文是如何形成的：如数据电文是否在正常的活动中按常规程序自动生成或人工录入的；生成或录入数据电文的系统是否被非法人员控制，系统的维护和调试是否处于正常控制下；自动生成数据电文的程序是否可靠；由人工录入数据电文时，录入者是否在严格的控制下、按照严格的操作规程、采用可靠的操作方法合法录入等。2.审查数据电文的存储，即要考虑数据电文是如何存储的：如存储数据电文的方法是否科学；存储数据电文的介质是否可靠；存储数据电文的人员是否公正、独立；存储数据电文时是否加密、所存储的数据电文是否会遭受未经授权的接触等。3.审查数据电文的传送，即要考虑传递、接收数据电文时所用的技术手段或方法是否科学、可靠；传递数据电文的“中间人（Intermediary）”如网络运营商等是否公正、独立；数据电文在传递的过程中有无加密措施、有无可能被非法者截获等。4.审查数据电文的收集，即要着重考虑数据电文是由谁收集的，收集数据电文者与案件有无利害关系；司法机关收集数据电文的过程中是否遵守了法律的有关规定；司法机关以秘密方式收集、提取数据电文时是否经过授权，是否符合法定的秘密取证程序；收集、提取数据电文的方法（如备份、打印输出等）是否科学、可靠；面对网络中浩如烟海的数据电文，收集者在决定对其进行重组、取舍时，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所采用的方法是否科学可靠，所经历的过程是否客观合法等。5.审查数据电文是否被删改过，即要分析用作证据的数据电文是否伪造、是否 被人变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