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难免带有个人的主观判断的价值，总是混入了评判人的主观方面的因素。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讲，公正又有不确定的一面。这一点也是我下面谈到的实体公正具有相对性的理念依据。当代美国著名的法理家博登海默再《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一书中谈到，正义具有一张普洛修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以出现不同的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对公正的评价时有主观的因素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评价公正，应当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标准，认为它具有质的规定性，又具有可变性。它总是会带有特定时代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某些方面的因素，有时候还受制于一个社会的传统。

　　公正从实体法的角度讲，具有相对性。这种实体公正的相对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地理解：

　　第一，办理任何案件，都是司法人员地一种认识过程，因为任何案件都发生于司法人员认识它之前，司法人员总是要通过一定的证据去认定案件的事实。那么这种认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具有非至上性，就是说人们永远也不可能去完全、绝对的认识过去的事物。但是人们永远可以认识没有认识到的事物，这又是认识的至上性。但是具体到个案，你不可能对案子的所有事情完全认识到。

　　第二，认识要靠证据，而证据的收集又受到主观方面的制约。我们目前还达不到完全认识案件事实的程度。过去我们靠指纹认定案件，但是指纹也可能重叠，这几年又出现DNA，可靠性是99％甚至是99×9％，但是仍然有误差。而且检验的过程、检材、检验方法的科学性，都可能影响到认识的科学性。而且事物往往以虚假的形式出现，让你错误地认定事实，所以错案是不可避免的，司法机关办了错案是正常现象。所以我特别反对以错案作为衡量，尤其是以法院的判决、上级的判决来作为衡量的事实标准。因为对证据的认识是可以不同的――－当然司法非白即黑，不存在一个双赢局面，不是你对就是我对，它总有一个是非，不可能原告被告都满意。

　　第三，我们实体法的条文规定本身就具有一个弹性和柔性，例如3年以上10年以下，这就使得法院的判决结果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最典型的如浙江金花少年杀母案，少年厌恶母亲的严厉管束，就趁母亲打毛衣时把她打死了，这个案件一审判了14年，二审改为12年，那么金花法院是不是判错了？我说不是，金花中院和浙江高院都判的对，一审有一审的道理，二审有二审的道理，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二审改判的理由之一是他的父亲强烈要求从轻处罚，学校也提出了。而且算了一笔帐，如果判了14年，他出来后就没法靠大学了，而12年还可以。所以我说二审判得也有道理。因此说实体公正具有不确定性的。因为法官与法官之间考虑的因素不尽一致，每个法官的价值观念也不尽一致，所以结果就可能有差别。再举个例子。有个教授作个试验，给自己的十个研究生发了案例，事实很清楚，被告人某年某日与被害人发生口角，最后把被害人杀死，结果十个学生判了九个结果。你说学生也腐败了？也被当事人买通了？不可能。去年美国、德国的法官到北京搞了模拟法庭。给了个案子，说一个人周末驾车携带老婆去郊游，到了路口停下来，告诉老婆去取一下钱，事过不久，这个人从一个方向回来，拿了一个大口袋，不久有报道说银行被打劫了。就这么个案件，美国和德国的法官就进行了演示。结果德国认为有罪，判处监禁7年。美国法官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无罪。德国和美国都是世界标榜的法治国家，他们都有完善的体制，有高深水平的法官和律师队伍。这就反映出大陆法国家的法官价值判断是不一样的。这也体现了实体公正的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