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71.8

财政拨款

12300

14218.8

16304.3

13184.9

总收入

18751.2

22127.8

26089.7　

26856.7

预算外收入比例

65.6%

　64.3%

62.5%

49.1%

财政拨款比例

34.3%

35.7%

37.5%

50.9%

　　（二）增加财政投入与财政的风险与危机

　　国家设立审判制度，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当事人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提供司法服务，需要持续地支出费用。而这些费用作为审判的成本或支撑审判的资源，又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向社会获取。从审判资源的供给方式上看，大抵有两种，一是国家（包括地方各级政府）向法院投入从别的地方取得的资源以支持其审判，二是要求法院通过审判收费来自行解决其审判成本的支出。前一种选择为“公共负担原则”，后一种选择为“当事人负担原则”。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实行纯粹的公共负担原则或纯粹的当事人负担原则都很罕见（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民事诉讼就是这样一个罕见的事例）。因此问题实际上应理解为：究竟是以公共负担原则为主，当事人负担原则为补充，还是相反？[xii]

　　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降低诉讼费用是我们步入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因此，建立以公共负担原则为主，当事人负担原则为补充的审判资源供给机制是诉讼收费制度改革努力的一个大方向。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统计数据看，法院经费中公共负担的部分（即财政拨款）呈大幅度增长的趋势，就目前来看，公共负担部分与当事人负担部分平分秋色，公共负担原则与当事人负担原则难分主次，基本上处在一种均衡状态。要打破这种均衡，进一步加大审判资源的公共负担部分必然要考虑到公共财政的承受力问题。我国公共财政的承受力究竟如何呢？

　　　　1、国家财政与司法投入。如果把我国公共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那么，我国的国家财政状况并不尽如人意。有学者认为， 中国的税赋负担即财政总体负担十分沉重。国际上通常认为，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税负为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税负为23%左右；人均GDP在一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税负为30%左右。按照国际标准，财政赤字占当年GNP的3%是一条警戒线；财政赤字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5%又是一条警戒线，这样的警戒线，中国在1994年就已经超过。[xiii] 还有学者认为，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控制的财力正在逐步加强。财政收入每年以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率几近十成的速度迅猛增长，似乎看不出我国有什么财政危机的迹象。然而，从经济决定财政的基本理论出发，我国财政的运行基础不无隐忧。恩格尔系数（EM）是政府公共投资（预算内）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从时间序列看，1980－81，1987-89，1992，2000年，EM1，政府公共投资属于优等品。政府公共投资性质的时间特征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此外，民间投资萎靡，挤出效应明显；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消费畸形；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外部需求，经济运行风险难控诸因素加大了中国财政的风险系数，中国财政背后隐藏着一些不能不正视的公共风险问题。[xiv]在这样的状况下，期望国家财政在增加司法投入方面比现在更有作为，着实有些勉为其难；如果极力为之，有可能陷入“诺斯悖论”，影响经济发展，损害国家财政的稳定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78～1995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5.1倍，而财政支出中的行政费用增加了17.8倍，几乎是每四年翻一番。财政支出几乎每三年半就翻一番，支出远远大于收入。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不是一个廉价政府，而是一个最昂贵的政府。我们的政府之所以昂贵，其中主要原因是需要养活4000多万吃财政饭的人。[xv] 在这4000多万吃财政饭的人中间，法院占了二十分之一强，在政府各部门精简机构的浪潮中，法院的冗员裁撤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尚未见具体统计数据。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法院的冗员裁撤力度不强，很难期望国家财政承担起支付全国法院编制内人员工经费的重任，也很难期望国家财政在保障全国3000多家法院业务经费方面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