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院财政体制的非宪政化问题

　　在第一部分对我国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梳理和概述中，我们没有发现作为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身影。这是一个偶然吗？如果联系财政权，这一重要的国家权力，非宪政化的事实，应该承认这绝非偶然。

　　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机关履行其管理公共事务职权的基础。因此，近现代国家都通过宪法对财政权作出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财政监督体制。财政权在民主宪政中占有重要地位，规范财政权是近代宪政的重要内容，是人民主权和基本人权原则的体现，规范财政权是民主和法治的保障。财政权既与立法权有关，也与行政权有关，因此它不能属于某一个国家机关的专有职权，因此，它属于混合型的权力。我国宪法学家对财政权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分散配置进行了归纳和研究。具体来讲，货币的发行、财政立法、税目和税率的确定、财政支出的规模以及财政监督属于议会的权力。而预算法案的提出、政府经费的使用及监督属于行政部门的权力。议会的财政权是一种决定权，与行政部门的财政权相比，它拥有对财政的实际的控制权，这种权力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由代议机关控制财政是民主制度稳定的手段之一，如果财政权完全由行政部门控制，那么国家权力的配置将会不利于代议机关行使其职权。宪法在配置财政权力的同时，也规定相应的限制手段。宪法对财政权的控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限制，第二是建立国家财政监督体制。[xxii]该学者从宪政的高度阐述、分析了宪法配置财政权的重要性，立论深刻、意义重大。美中不足的是该学者没有将法院财政权纳入到宪政的视野，综观世界上法治国家的法院财政，大都是独立性显著，不受制于行政的。一般而言，由法院预算、议会批准、财政部门执行。我国与世界上的法治国家在法院财政方面的制度建构上大相径庭，法院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作出预算，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管理监督，使地方政府得以通过财政决定、分配权主宰法院的经费保障，损害法院经费保障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独立。

　　法院财政体制的非宪政化在法院财政运行流程中造成诸多不可视而不见的制度“黑洞”，是法院经费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因此，从根本上实现诉讼收费制度改革并使其产生实效，必先从法院财政体制宪政化入手。

　　三、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问题所在与改革的构想

　　诉讼费用的管理制度是诉讼收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诉讼费用的征收有着很大影响。本部分在考察法院诉讼费管理制度的运行绩效与法院财政体制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思路。

　　（一）对人民法院征收诉讼费用的监督

　　《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曾规定，诉讼费用的收取、使用要纳入财政管理范围，并接受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对于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方式未作明确规定。取而代之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仅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收取诉讼费用，不得另行制定收费办法、自行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对人民法院征收诉讼费用的监督主体未作出规定。我们认为当事人是对人民法院征收诉讼费用的最适合的监督者，建议在交给当事人的票据上应列明项目金额，写清楚所收诉讼费用的计征方法，进而完善当事人对诉讼费用征收金额有异议情形下的救济途径，对于当事人的异议，人民法院有义务及时作出答复并妥善处理。

　　（二）中央统筹缺位、省级统筹效果不彰，贫困落后地区办案经费得不到保障，间接导致诉讼费用征收中的不当行为。

　　诉讼费用最终要转化为法院的业务经费。当前我国法院业务经费保障水平极不平衡。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案件数量多，标的数额大，法院诉讼费收入丰厚，某些省份法院年诉讼费收入达到几亿元。在这些地区，法院的诉讼费收入不仅可以完全弥补法院的业务经费支出，还有大量的剩余。这些地区的财政部门几乎不给法院拨款，作为一种补偿，财政部门放宽对法院“业务补助经费”使用范围的核拨。贫困落后地区不仅办案经费得不到保障，甚至人员经费也不能按时发放。这就形成法院系统内苦乐不均的现象，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地区存在的诉讼费用征收中的不当行为。《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中曾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统筹制度，在《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被取消。《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规定，省级财政专户可以按不高于各级地方法院所收取诉讼费用的30％的比例建立省级统筹；省级统筹的诉讼费用，用于统一购置辖区内法院系统必需的业务设备和补助贫困地区法院业务经费，不得用于高级法院本身的支出。从目前的情况开，诉讼费用中央统筹缺位，省级统筹制度贯彻不力，有必要进一步加强。